最近集中读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十多篇研究和评论地域作家群现象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为当地评论家所写，对当地文学传承与发展近况知之甚详。更可喜的是，它们大都不是简单地分类排列，或仅从一些外部地域特征作出现成的、毫不费力的习惯性归类，而是顾及到地域文学个性与作家群现象的时代表征和历史变迁，有的文章能够从全球化文化背景出发，来认识所评论的作家群现象。这就不是对人所共知的“作家群”的复述，而是力求引发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
是的，一般说来，一个原乡背景明显的作家的创作，一片地域性鲜明的文学个性，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这一片地域的地缘、气候、风物、风俗、语言，尤其是它整体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要说一个大的地理文化板块，即便是一个省，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县，都各有不同的文化传承和地域文化特色。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力是潜在的，是一些相对稳定的东西。我们知道，法国思想家丹纳提出过“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认为这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根本。种族指不同的先天基因式遗传，是内在的根因；环境包括地缘和气候，则是影响文学外部的推力；而时代则是重大能量，时代的走向制约着一个作家创作倾向和才能发挥。丹纳声称自己是在用植物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他的方法曾经遭到过质疑，但现在看来，其实具有某种真理性。
事实上，这种注重人文传统、人文地理特别是文学传统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的研究方法，在现当代文学中已是广泛使用。周作人很早就写过《地方与文艺》。诚然，作家是个体化和个性化的精神劳动者，但同一地域作家也有相互影响而出现作家群的现象。远的不说，十七年时期山药蛋派、白洋淀派，就是这个思路，新时期以来京味、沪味、津味、粤味、川味小说之谈也是这样。这个观察角度，至今没有过时。比如，说龙江文学要“发现和发掘黑土文化的独特之处，表现这方水土甘甜肥厚质朴粗犷的品格，把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北方民族性格融合起来”（郭力），“甘肃作家群只有更多地、更好地吸纳丝绸之路的雄气和黄河的大气，在走出去的路上与时代交融，才能迎来腾飞之机”（徐兆寿），宁夏的作家“似乎不太被文学时尚之风所迷乱，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文学追求，也形成了宁静、安详的风格”（贺绍俊）等，都不无道理。当然，必须看到，文学几乎是无法规约的，同一片地域的作家其风格可以完全不同；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作家间却有可能找到知音，只能概而言之。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研究与评论决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以“变”为核心来考量当今文学的发展，包括作家群现象。在我看来，时间是纵向的空间，地域是横向的空间，两个空间交织为一个动态空间，急剧地变化着，从中文学也显示着它的前进。有些文章强调了变的因素。如刘川鄂就指出：“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魅力之某些要素，但不是决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备要素。只以地方特色为评价尺度，会埋没很多优秀作品。”他进一步地说：“只用地域的视角而不是时代的、文化的、审美的视角观照和描绘地域文化，只写出地域特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的共通性是不够的。”这意见我同意，只是觉得没必要把地域视角与时代视角对立起来，它们是有可能融合的，而且这种浑融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必须看到，全球化不仅只是经济的全球化，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也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速度进行着。只是由于文化的超稳定性，不像经济那样趋同和激变。由于文化的开放性，文学的主题、题材、价值取向、审美取向，都在发生大规模变迁，地域性个性在淡化、消解，作家的跨地域、跨界，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概率大大提高，原先的地域性有点被冲得面目全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目前广东很难界定出一个以地域特征为标志的作家群（谭运长）；而作为移民岛的海南，虽也有“开放气质与固执性格”之说，但随着大规模移民，表现突出的还是文化的多元性与混杂性（刘复生），没必要勉强“命名”。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旧的乡土经验已被新的乡土经验所替代，如何以人类的视野来书写乡土和地域，成为新问题，于是也就有了李洱这样质疑现代乡土叙事传统，掉转方向，使乡土由想象和言说对象变为想象和言说主体的写法（何弘）。
从群体走向个体，从共性转而突显个性，由共性的地域性走向虽带有地域特点，却呈现出鲜明个人化面貌的新格局，也是深层的重大变化，在研究作家群现象时不可不加注意。比如，近年来，江西确乎涌现了一个活力迸发的新锐散文群体，但他们的价值理想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个人烙印，他们已不像他们的前辈，不但在精神本质上拒绝被“命名”，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胡颖峰）。对于津味作家群，同样应该看到，正如海河由九条支流汇聚而成，天津作家因个体或代际的差异而具有创作的多种选择，形成了一脉多支的群体文化面貌（闫立飞）。
我们曾大力提倡表现民族特色，那多是为了走向世界，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倒过来，我们强调本土化和中国经验，隐隐中含有对过于膨胀的全球化的反抗和警惕，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拯救。在“世界的”与“民族的”之间，我们还是更倾向于“民族的”。我们更担心的是被“同质化”淹没。若是只强调全球化的文化维度，有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特征与文学精神的丧失；反过来说，如果过分强调地域文化、本土文化，排拒外来文化的影响，又将走向狭隘和滞后。当然，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人类精神生活趋同化是显见的事实，于是坚守文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本土化，致力中国经验的深刻表达，包括小到研究“作家群现象”，无疑具有深刻意义，这也是保持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的重要途径。
（作者为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延伸阅读
2012年
3月20日，《贴近乡土 沉稳大气——中原作家群创作风格综述》（何弘）；
4月19日，《屈原的“楚殇”盛 李白的“楚狂”衰——新世纪湖北作家群创作概观》（刘川鄂）；
6月5日，《既活力迸发又平静节制——江西新锐散文作家群创作述评》（胡颖峰）；
7月3日，《基于黑土地上的超越——新时期龙江作家群创作述评》（郭力）；
7月17日，《深挖丝绸之路和黄河的精神宝藏——甘肃作家群创作印象与思考》（徐兆寿）；
7月31日，《百花春满园 稍逊“茉莉”香——山西作家群整体透视》（王春林）；
11月27日，《期待更加广阔的视野——关于“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谭运长）；
12月4日，《在“津味”的基础上开创生机——津门作家群创作综论》（闫立飞）；
12月18日，《天涯海角 率性而为——近年海南作家群体创作概览》（刘复生）；
2013年
2月26日，《“去地域性”与“去史诗化”——新世纪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群体观察》（周燕芬）；
3月26日，《宁静安详 纯净透明——宁夏作家群体创作印象》（贺绍俊）；
5月14日，《满怀温爱又不乏冷峻——论“河北小说四家”的创作特色》（杨红莉）。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