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文学吟诵，呈现三大特征：按照不同文体自身的要求吟诵，文有文的规则，诗有诗的规律，读法本来就是依据不同文体特点和实用要求来确定的；调由心生，表达心声流露真情的“言”是“文学”吟诵的依凭，它要求依字行腔，按义体情，声情一体，抵制过度的“乐音”化和单纯迎合美听的倾向；重视文学吟诵原本的“教化”与审美的功用，尤其强调通过吟诵养性修身，改变或重塑自然性情，重新面对家庭和社会生活。

　　中国传统的诗的历史表明，文学吟诵乃是伴随着近体律诗的成熟而成熟起来的。当最好的近体诗人出现时，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吟诵才得以诞生。清人方世举《兰丛诗话》评说杜律云：“唐之创律诗也，五言犹承齐、梁格诗而整饬其音调。七言则沈、宋新裁。其体最时，其格最下，然却最难，尺幅窄而束缚紧也。能不受其画地湿薪者，惟有老杜，法度整严而又宽舒，音容郁丽而又大雅，律之全体大用，金科玉律也。”杜甫是公认的唐代最好的律诗作者，他不仅“吟”出了人间最好的律诗，同时也给后人提供了一把量尺，帮助我们从良莠不齐的诗歌遗产当中，选择出最好的诗来承传文学的吟诵。

　　然而，杜甫绝不会仅仅因其律诗的成就卓绝就能站上传统文学吟诵典范诗人的高位，这只能归结于杜诗与《诗》教文化传统的对接和传承。朱东润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吾尝读杜诗，观其想象之丰富，不如李白，措语之工丽，不如李商隐，即论实大声宏，群推为盛唐诗之特征者，亦不能胜王维、岑参等同时诸人，然而巍然为诗坛之宗主，千载而下，终不敢置一辞者，则其性情之真挚、为独得《诗》三百五篇之遗则故也。”

　　诗艺为次，诗教为高。因为杜诗“性情之真挚”，才使其“独得”《诗》教文化的“真传”。从中国诗史上来看，最先大力揭示杜诗与《诗》教精神之根脉联系的当是宋人。宋代的江西诗派有所谓“一祖三宗”之说，认杜甫为“诗祖”，将仿效学习的重点放在杜诗的“声调格律”上，显然，这有违《诗》教传统。当这种偏重形式的诗学之路愈走愈远之际，本于《诗》教传统的批评便必然地发生了。南宋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明确地宣称：“杜子美、李太白，才气虽不相上下，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

　　“杜律”之所以成为文学吟诵成熟的标志，成为最具传统文化魅力的典范，从吟诵的实践以及杜诗自身来说，主要原因在于杜甫的“吟”呈现了“作诗”“改诗”“赏诗”的全过程，展示了融三者为一体的诗意的人生状态。

　　请看杜甫诗句中“吟”的所指义。“何限倚山木，吟诗秋叶黄”，是说面对满山的秋叶吟诗，触景生情，因情赋诗，赏景与吟诗同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强调令别人激赏的佳句都是在苦吟中得到的；“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说在吟咏当中修改诗的情形，此处的“长吟”，即边吟咏，边琢磨，都是为了让诗的声律更加妥帖；“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说的是诗成之后的赏读。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在这首诗中，杜甫言明了吟诗所体验到内心快乐。其中的第二句承继了千年以上汉儒说诗的话头，即“吟咏情性”，将诗人吟诗的生命体验，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诗”原来是一种陶冶性灵的好东西。它能让一个人借助“自长吟”来体验生活的乐趣，并在浑然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在孔子时代，原始儒家的学问本来就是有关人生的学问，且充满了实践意味。《论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志于道”为求真，“据于德”“依于仁”为求善，“游于艺”则是求美。可以说杜甫一生吟诗，最生动地体现了一位古代儒者的人生所依和所求。

　　同时，杜甫的吟诗生活，包括对诗艺的精求，以“吟诗”为乐的人生态度和实践等，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逝世后中晚唐的诗坛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苦吟”诗派。如果说在初盛唐的时代里，一般文人热衷吟诗包含着求取功名利禄的考虑，那么，到了中晚唐及其以后，“吟诗”开始转变成为一种文人内心需求之事。对于文人来说，“吟诗”是一种身份性的文化活动，但具体到个人，尤其是身处仕途环境恶劣之际，“吟诗”便成了能让文人内心安宁的生命托付。孟郊曾云:“夜学晓未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以“推敲”著名的贾岛则感慨说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苦吟”原本是指对诗歌语言的刻苦锤炼，精益求精。但到了“苦吟”诗派这里，就不仅止于诗艺，而是演变成安顿生活、托付生命的唯一。与后来的苦吟诗人相比较，杜甫吟诗却是“乐感”充溢，从容不迫，在“吟味”之中享受那不断涌来的快乐。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