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干部的权力由人民所赋还是由领导机关所授？
这个问题与上述“工具论”密切联系，确认“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了。
当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公社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是崭新的民主国家。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一切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他们是“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恩格斯在该书“导言”中作了发挥，指出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这是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可靠的办法”。在这里，马、恩已经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重要观点，并强调这是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原则之一。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1968年在《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旗帜鲜明地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其后，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一再重申这一点，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被搞乱了或淡漠了。
首先是认为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是上级机关给的，而不是人民群众给的。即使对于选举产生的职位，也认为其实是领导决定的，而不是选票决定的。殊不知领导机关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权由领导机关所授，实质还是由人民群众所赋。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只对领导感恩，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感恩，不对群众负责。毛泽东曾指出：“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也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一些同志把这一“出发点”忘记了或者扭曲了，把这种“一致性”人为地割裂开来了。有些公职人员甚至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发出了“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听党的还是听群众的？”之类的“雷”言“雷”语，可谓荒谬绝伦。
其次是由此而来的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而不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慎用权力，为民用权。刘少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说过：“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今一些干部一味追求“政绩”，动辄凭权力拍板，沽名钓誉不惜劳民伤财搞这样那样的“形象工程”；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腐朽哲学，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现象，正是权力观扭曲变质的突出表现，刘少奇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而其根子，就是人民至上的唯物史观被抛弃了，丢失了。
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说：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一直讲，领导干部要经常想一想，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世界观和权力观的问题。”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语重心长。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权为民所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折不扣地恪守对人民负责、权为民所用的原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