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或导致苏联解体的众多原因中，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苏联曾经在立国之初主张民族多样化、民族平等，甚至到了人为创造已经消失了的民族语言的程度。短暂实施这个政策后，苏联开始推行了大俄罗斯主义的同化政策，并达到了高度的一元化，苏联国内各民族的语言、宗教差异基本消除。结果，这个政策不仅没有促进苏联的向心力，反而制造了不满乃至仇恨，急剧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强行推动族群融合　　
　　苏联成立初期，中央政府组织民族识别工作组，在全国各地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对不同的民族身份重新统计登记，并在升学、升迁、就业等各种场合的表格中要求填写属于哪一民族。但是，另一方面，从斯大林执政开始，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实行民族融合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强烈干预。为加快民族融合进程，弱化一些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制推行少数民族迁移原有的居住地，如1919年将7万名哥萨克人从北高加索迁往哈萨克和西伯利亚，1943年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
　　斯大林要求非俄罗斯民族必须以“俄语”和“全苏文化”为基础，统一于苏联民族。在 1928年至 1931年，前苏联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大批判”，破获了大量所谓“孟什维克联盟局案”、“拯救乌克兰联盟案”、“沙赫特案件”、“工业党案”等，在文化界清洗了一大批学者、教授和专家，到 19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非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陷入了低潮。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继续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压制各民族文化，非俄罗斯族的教育事业，报刊、书籍、电影、广播、戏剧等多数受到压制，甚至连欢庆民族节日和记载、回忆民族历史的行为也被取缔。
　　这引发了这些民族的抵制反抗，加剧了日后民族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问题日益尖锐，民族同化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强行推行俄语教育　　
　　苏联宪法规定，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一方面，中央政府为展现国家的关心和优待，派出语言学家，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推动语言发展的多样性。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为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 67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 50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55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46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52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另一方面，苏共中央认为民族语言的创造和使用频次过高会强化民族意识，于是通过行政命令在全国推广俄语，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渐使俄语成为全苏联的通用语言。1938年3月，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在二战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俄语传播，目的是要创造单一的“苏联人民”，这个工程要求所有公民都学俄语、讲俄语。1960至1970年代，各个地方当局猛烈缩减当地的母语教育。俄罗斯化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整个教育系统在1970年代后期全都成为俄语教学。1970年代在全苏联，只有鞑靼和巴什基尔两个自治共和国还有几所学校从一年级到十年级保持着用非俄罗斯语的母语教学。1980年代后，苏联继续强制其他少数民族学习俄语。强行推行俄语的政策也引发了新的矛盾，招致了非俄罗斯族人的怨恨。比如在哈萨克，尽管有1/3的哈萨克族不会讲哈萨克语，只会俄语，在50个职能部门中，只有10个能有效使用哈萨克语，但 99%的哈萨克族人坚持他们的母语是哈萨克语，是政府剥夺了他们的母语。由于民族语言与各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弱化其民族语言而推广俄语的做法加大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
　　压制各宗教派别　　
　　苏联是个多宗教和宗教影响很深的国家，拥有东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10多种宗教、40多个教派。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废除了俄国时期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规定各宗教一律平等，取消宗教特权。另一方面在宗教管理实践中，苏共多数领导人认为宗教是政治异己力量，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政府推行“左”的宗教政策，开展限制宗教、反对宗教的“无神论宣传运动”，大力削弱宗教，1929―1930年关闭的教堂共有 696座，许多教堂和修道院都被毁坏，被关闭的教堂有的被改为博物馆、工厂作坊、仓库，有的被拆毁后修建了机关用房等等。到苏德战争前夕，东正教的教会组织、教堂已受到严重的打击，其势力已被削弱90％以上。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组织受打击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从1959年开始，赫鲁晓夫实行反宗教运动，到1964年，东 正 教 堂 再 减 少43%。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实行“左”的宗教政策，大量关闭教堂、祈祷所，取消宗教组织的注册。这种宗教政策导致了部分人群的强烈对立情绪，到苏联后期，潜伏的宗教情绪和势力与地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促使同一宗教信仰的民族结成同盟。如在哈萨克和高加索的一些民族加盟共和国，伊斯兰教日益活跃并与地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很大的政治分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