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祖宗之世、推崇“祖宗之法”(“祖宗家法”)，是赵宋一朝突出的历史现象。两宋对于“祖宗之法”的强调相当自觉，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讨论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各层级权力结构的分立与集中、“守内虚外”格局的展开、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官僚机制运作过程中上下左右的维系，乃至赵宋王朝的兴衰，如此等等都会遇到所谓“祖宗之法”。可以说，宋代历史上许多问题的纽结正在这里。

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是一动态积累而成、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从根本上讲，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晶;其出发点着眼于“防弊”，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以下拟对“祖宗之法”在北宋被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实质精神作一简单的勾勒。

“祖宗之法”提出的历史背景

赵宋的政策，特别是太宗朝的治国驭将方针，明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并最终构成为赵宋“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

赵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它产生于总结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之上;其“本”植根于经历动乱、戒惕动乱的土壤中，其“源”至少需要追溯至晚唐五代。“祖宗之法”精神原则的确立，应该说是奠基于、开始于宋朝的太祖、太宗时期。“祖宗之法”的明确提出、其核心精神的具体化、其涵盖内容的不断丰富，都是在宋代历史上长期汇聚而成，也是经由士大夫群体相继阐发而被认定的。

对于“故事”的浓重关心，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突出现象。在“家”与“国”关联紧密的帝制时代，帝王的“祖宗”享有双重的威权。“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一类说法，自汉代起，就时时出现于殿堂之上;对于“祖宗故事”的整理和阐扬，逐渐成为朝廷内外重要的实践活动。

随着五代入宋，由乱向治过度，北宋前中期统治者及士人阶层对于家法出现了普遍的重视，士族“以忠事君，以孝事亲”的传家精神也得以重新确立。一定程度上，士大夫之家的“家法”被借鉴吸纳，进入“天子之家”——“国家”。因此赵宋“祖宗家法”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中晚唐以来家族维系功能的强化有关。

中晚唐以来各民族相互混融，加之契丹民族作为“外族”参照系之凸显，造成五代宋初沙陀等民族色彩淡出;而“胡/汉”区分在历史书写者那里也绝少再被提及，“文/武”对举的表述则愈益凸显出来。五代时期文官群体的结构(包括家世背景、出身途径、个人资质等)亦发生了较大转化，士族、“阀阅”、“流品”逐渐消泯，武人出身的君王倾向于重用具备专门化的吏能者以及擅长章表笺奏程序的文人承担官僚行政;与此同时，文士集团自身经历了痛苦改造与调适，一些家世背景淡化、饶有实践经验、兼具文字与治事能力的综合性士人开始崛起，为北宋时期文臣群体面貌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