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朝廷“无事”，决策层中的一些士大夫深感压力

正是在真宗末年到仁宗初年太后临朝称制的“非常时期”，酝酿成就了北宋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

把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总结概括，将其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始于北宋真宗时期。

即位于而立之年的真宗，作为有宋建国以来生长于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于标树个人的统治形象。在当时情形下，循祖宗旧典、遵“祖宗之法”的提出，不仅是宋代帝王的统治方略，也是统治阶级上层一些黾勉求治的决策人物用以说服乃至“慑服”君主、协调统治步调的合理方式。十一世纪前叶，正当北宋王朝自开创向守成转型的时期，如何使人主兢兢业业，保证朝廷“无事”，决策层中的一些士大夫深切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五代乱离，殷鉴未远。真宗前期的宰相李沆之所以被称之为“圣相”，正是由于他在这方面有“先识之远”，深识大体，务行故事，他自己也说“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唯此少以报国尔”(《杨文公谈苑》)。李沆等人这种竭力维护“朝廷防制”，处处“务行故事”的做法，事实上已经奠定了恪守祖宗法度的原则。

景德以后，宋与契丹、西夏的关系相对缓和，真宗重用王钦若、丁谓等人，东封西祀，大营宫观。在此背景下，位居首辅的王旦以“祖宗典故”、“祖宗之法”、“恪守成规”为旗帜，对抗真宗等人越轨的政治行为，以期藉此抑制帝王过度偏离国家正常的统治轨道。

真宗后期至仁宗初年，宋朝经历了一段太后临朝称制的“非常时期”，期间，外朝士大夫以遵行祖宗的成规定制为武器，与太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面对临朝称制的太后与少年天子，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曾“正色独立”，曾经进奏说：“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从而鲜明地亮出了保守祖宗基业的旗帜。较之于王旦时期，继承祖宗之政的呼声更显强烈。当摆脱太后控御之后，朝廷中出现了匡正弊政的集中举措，而君臣们认定的治世良方，不外乎祖宗法度，并且，对于祖宗之法的解释也逐渐上升到理论高度。

太后去世仁宗亲政后，“祖宗法”、“祖宗家法”被正式提出。可以说，正是在真宗末年到仁宗初年太后临朝称制的“非常时期”，酝酿成就了北宋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