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何对其形成制约，是官僚政治遇到的难题之一。 宋朝君臣共同提炼维系的“祖宗之法”，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纽结。“祖宗之法”体现着“任人”与“任法”原则的互补与折衷。其落脚处是规矩法度，同时又突出着作为家族尊长、人治象征的“祖宗”之导向与决定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作为根本性治国原则的“祖宗家法”，既是对于“人治”的限制与规范，又是“人治”的延伸，是寓含一定理性精神的“人治”。

宋代统治者“防弊”之针对性相当具体，不幸却缺乏应变机制，缺乏远见卓识。在这一政治体制长期运转过程中培养出来的习熟政务、舒卷有致的官僚受到重视，而真正以天下为己任、具有气魄的政治改革家则往往受到疑忌，被认为触犯了祖宗法度。

朱熹在总结赵宋政治教训时曾经说，宋代的列祖列宗们，“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而“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无意外仓促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朱子语类》)宋代设范立制的目标在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因此而塑造了重在维系的精细制度。不幸在矫枉的同时却又严重过正，结果适得其反。

可以说，宋代的“祖宗之法”既有其僵滞的一面，又有其弹性的一面。既非真正至高无上而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不变;其内容既时而有所补充，即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的成规定制有所变更。但总体上说，保持纲纪稳定少变，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无疑是宋朝“祖宗之法”的题中之义。从赵普到李沆对于“生事”的断然反对，从吕端“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到司马光等人对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激烈批判，除去既得利益的驱动使然，也令人体味出祖宗之法讲究恒定慎重、警惕翻覆纷乱的要谛。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