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五代时期民族色彩的淡出、文臣群体的转化、文武关系的调整，都是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这些变化，绝非如宋人通常所说是取决于“祖宗”远见卓识的突然转折。

公元960年初，时任后周禁军统帅的赵匡胤于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自柴氏孤儿寡母中夺得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宋代“祖宗之法”的提出，正是在赵宋统治者“变家为国”、稳定统治、实现集权的过程中，经过不断丰富而形成的，也与北宋前期的政治进程紧密相关。

自赵宋建国之日起，规约“人君”角色、塑造帝王完美形象以期垂范后世的努力，即一直在进行之中。当时，不仅赵普说到“为陛下子孙设置条贯”，正在努力尝试从军阀到君主转型的太祖本人也与赵普谈及“使子孙谨守法度”事。开国皇帝的殷切期冀，使我们感觉到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担忧。政权刚刚稳定，“继述父祖基业”的问题即被提上日程。而这些沉甸甸的考虑，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指示赵宋后世帝王“谨守”祖宗法度的基调。

宋太祖对于武将读书的倡导，营造出一种上下尊卑次第井然的氛围，迫使之前与之“比肩同气”的武将接受“君臣大义”与尊卑之别。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在当时更多只是一种导向，太祖对于文士的任用，更多地着意于建构统治秩序，着意于文武制衡，即通过重用文士以抑制武将权势膨胀的趋势。北宋前期的文武关系调整，是通过文武分途与文武定位实现的，但赵宋的政策，特别是太宗朝的治国驭将方针，明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并最终构成为赵宋“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

在宋初统一国家的进程中，赵宋君臣继承五代以来政治、制度改革的趋势，着手重建集权，从“收兵权”开始，改革中央禁军的统兵体制，建立了枢密院—三衙体制;同时，由中央逐步派遣京朝官担任知州军事、通判及转运使等，直接介入地方财政、民政、军政事务，并渐罢节镇领支郡，逐步解决藩镇肢体之患。这一过程中，宋廷立足于矫枉防弊，创法立制，形成了一套富于针对性、注重实效的治国方针。宋初通过阶段性目标集中、“先其大纲”、重在维系制约的一系列措置，相对平稳地再度实现了中央集权，显示出长期乱离中磨炼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北宋的统治阶层及士人们都怀有很高的历史成就感。进入十一世纪，国内政治局势安定，已有充分机会围绕前期的政治经验予以总结。对于立足于防范事端、化解矛盾的“祖宗之法”的体味、概括与认定，也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