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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对错误的纠正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大背景是，国内“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国际上，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严重曲折，世界资本主义发生许多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在众多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严重曲折进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这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等方面。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从而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我党思想理论上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巨大飞跃。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认为最重大、最根本的突破有三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这三大理论，不仅是总结我党以往经验教训的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时，最大的实事求是，就是弄清国情；而国情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处在什么历史阶段。这成为确立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的出发点。邓小平总结1957年后的失误时多次说：“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3］(p312)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见，邓小平认为，超越阶段，是我们以往犯错误的最主要教训。所以，他在1981年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就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2］(p61)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概念在党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
之后，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都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以重申，并对初级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等问题作过阐述。1987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的历史地位时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0］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以此为依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原则等。此后，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决议着重强调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为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这一认识，是在吸取前30年失误的教训中获得的。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深刻阐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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