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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主线一脉相承
2013年05月23日15:49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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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30年提出过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创新思想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大胆提出一些富有创见的思想,有些虽未实行,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概念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到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有了一定认识,多次讲建成社会主义15年只能打个基础,真正建成要50~100年。在后来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提出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2.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有突破性认识“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曾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7]。这是以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的。而后继的社会主义者往往只注意到马恩的结论而忽略了他们说的前提,是一种不完整的理解。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已形成传统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他的观点总的来说是,发展商品生产,限制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并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8]。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可惜没能很好地贯彻到实践中,相反在晚年他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倒退。这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可能太深入,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樊篱。他在商品经济问题上的思考,达到了历史条件允许的高度,但也就止于历史规定的限度。所以,这些正确思想在以后非但没能坚持反而有所反复,也是不奇怪的,但他毕竟提出过这些有突破性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定开创意义。

3.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毛泽东的确是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现实生活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设想,在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谈话中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应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这个认识没深入展开也没付诸实践,但毕竟已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设想。

4.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苏共肃反扩大化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引起我党高度重视。毛泽东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一个课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否真的没有矛盾?如有,怎样解决?他适应历史发展的需求,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系统的理论。主要观点是: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第四,毛泽东阐明了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由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此外,他还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应该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些重要观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造。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这一正确理论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实际工作中大量混淆两类矛盾,即使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许多未能正确处理。这又从反面证明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这一科学论断,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很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此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浸透着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思考,既包含着他的失误,更包含着他的贡献。这些正反两方面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

(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奠基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除“文革”10年外,有些精神文明成果值得总结。在战胜经济困难的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革命热情,树立了社会主义新风。在这种良好社会风气影响下,大批先进英雄人物成长起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及对其他先进英雄人物如焦裕禄、王进喜、欧阳海、王杰等人的事迹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先进典型的宣传、学习,在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乐于助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美德深入人心,成为全民崇尚的行为准则。此外,党在这个时期开展的一些学习、教育活动,虽然由于“左”的影响而带来不良后果,但不能否认这些思想政治工作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密切联系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有所提高,组织观念增强,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信念,多数能够做到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爱戴。好的党风又带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风尚。这个时期还出版了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优秀的典型艺术形象,这也是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反映。

比如,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3](pp302,296)邓小平对这段时期政治局面、经济发展、社会风尚的基本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回顾建国头30年这段历史,尽管有严重失误,但成绩巨大,我国从贫穷的农业国变成初步工业化的强国。胡锦涛在1999年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谈到这段历史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武力威胁,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革。在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困难,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但是,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我国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9]

这段论述,客观而准确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为现代化建设做出的宝贵贡献,及其对于今天的重要奠基作用。

(责编:万鹏、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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