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区别

两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区别，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认识的差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以往正反经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新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以往失误的纠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0年，我们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太清楚，脱离了国情实际，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致使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遭到严重挫折。所犯错误主要有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这些失误原因，要做正确分析，总结教训，避免重演，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主要是“大跃进”）的原因一是从客观讲，我们当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压力太大，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二是从主观讲，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加上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在速度问题上缺乏冷静头脑和正确指导。三是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条件。一个条件是，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毛泽东认为，建设速度也应当适当加快。另一个条件是，可利用当时出现的“国际休战时间”加快建设。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和4～7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是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增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力量。党中央分析认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应当利用这10～12年的和平时期加快经济建设，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四是错误地把加快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是“大跃进”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有制急于求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一大二公”、刮“共产风”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阶段，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情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但在此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所以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超越阶段。超越阶段的具体原因：一是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也不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还很不够。如前所述，毛泽东曾提出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应该重视商品经济等正确思想，但未能坚持，也未能付诸实践。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认识不是特别充分，这是造成许多失误，也是造成所有制问题上超越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有些不完整的理解。比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一结论，理解不完整有关，一度忽略了马恩当时概括的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所以希望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违反了规律，不能不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1957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生的失误，有理论上的失误，有国际环境的影响，有制度方面的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一是把阶级斗争存在的范围扩大，二是把阶级斗争的作用夸大，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此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际环境方面，例如1956年，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由此看出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认识形成的影响。在制度方面，一些制度不健全（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总之，对我们发生过的错误，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即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和衡量，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该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能着重从个人品格、个人恩怨找原因。这样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才能比较客观、公允、准确、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