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义之桥

“中等收入陷阱”所概括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秩序能否在新的基础上“软着陆”的问题。

多元社会中，教条抑或强制已经没有统合力，宽容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正义的观念成为“最大公约数”。

跨越“贫困陷阱”需要的是一支劳动力大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需要具有创造力的公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曾对“中国梦”有个定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而言，中国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追赶战略已经完成使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要素投入转向正义投入，唯此才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达致“中国梦”的彼岸。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提出来的，描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怪现象：一些国家经济在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便陷入了困顿之中，难以继续前行。二战结束以来，能够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魔咒，进入发达水准的国家和地区，也只有日本及东亚“四小龙”而已，对于多数国家而言，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确是个艰难的梦想。

“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但是却涵括了比较普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象，弥补了“发达”与“落后”二元对立，为各国提供了比对的参照系。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曾经描绘了一幅人类生存的悲惨图景——“贫困陷阱”：人口的指数增长会将一个稍微富足的社会重新拖入贫困，人类便在贫困的泥潭中挣扎。工业革命之后，马尔萨斯的预言被打破了，工业的发展将一些地区率先带出了“贫困陷阱”，马尔萨斯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前夜，并没有意识到技术可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进入二元结构，即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马尔萨斯的理论依然适用于农业社会。要跨过“贫困陷阱”，唯有工业化、城市化，走出二元经济，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中，诸多亚非拉国家发生的故事。

马尔萨斯指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人口过剩，因此，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转移与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象，农村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这也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提供了成本优势，所谓“人口红利”与低水平的工资是息息相关的。当劳动力的“蓄水池”枯竭之后，劳动力成本便会依据市场供需以及劳动生产率进行定价，“民工荒”以及工资急剧上涨都是信号。东亚国家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与资源，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战略，从“贫困陷阱”中跋涉出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日本和韩国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完成这一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