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官本位的途径

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基本结论是：其一，“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而当作一种社会体系来研究的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虽然我们同时没有理由不注意它的技术的方面。”其二，“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的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场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⑨王亚南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指明了治理官本位弊病的方向，即要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两方面入手。

在技术层面上，必须重构法治框架下的现代官僚制。在技术层面，就是要按照理性的要求，构建法治框架下的现代官僚制，并将其严格限定在官场内部，避免其向社会范围扩张。

现代官僚制通常是韦伯式的，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技术理性。韦伯指出了官僚组织的几个最显著特征：等级结构;分工;规章制度取向;行政权与立法权分离;行政人员经过特殊训练，有特殊才能;非人格化管理。韦伯接着谈到了官员的职位，在他看来，文官是一种职业，要求有严格规定的训练过程，胜任工作的能力，雇佣必须经过一般和专门的考试;典型的官僚制机构的官僚是由上级任命的，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官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官僚制机构的官员;官员的职位是终身的，它可以保护官员的独立性，是一种保障;官员拿固定薪水和养老金;等级制为官员设置的职业，有一个从高到低的地位等级。⑩尽管今天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强烈批评，也有人力图以后官僚制来取代它，但与工业社会相吻合的官僚制，对一个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其整体的优势显然还是超越它的劣势，因为官僚制强调的理性在中国还是比较缺乏的，中国的干部制度看来还是要经历现代官僚制的过程。

应该说，官本位是官僚制固有的弊病之一，用王亚南的话来说，“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场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也就是说，纠正这一弊病属于“技术活儿”。但要干好这技术活儿，也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要建立法治框架下的现代官僚制，首先，要理顺党政关系。党政不分一直是困扰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难解之题。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要实现现代官僚制的转型，我们党就要改变领导方式，坚持将自己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再以党的规章规则等形式出现的直接干预)体现，党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官僚管理摆脱政治的歪曲，为从技术层面治理官本位弊病腾出足够的空间。

其次，从“官员”的角度看，要优化干部人事制度。治理“官本位”，选人用人是突破口，因此必须优化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从根本上防止“官本位”现象出现。具体而言，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加大竞争性选拔工作力度，把竞争贯穿于干部选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促使竞争择优制度化、常态化。在干部考核评价上，要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评价机制，完善考核指标，改进考核方法，增强考核的科学性;坚持执政效果问民意，将干部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转化为群众最关心、可感知、易判断的指标，用群众满意度来评价干部，引导干部关注民生、以民为本。在干部管理监督上，规范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公权私化、异化;改变简单地以行政级别论轻重的管理监督办法，加强对关键岗位干部的重点管理监督;严格执行问责制和干部职务任期制，完善干部退出机制，使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此外，还要加快推进干部分类管理改革，着眼于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领导能力强的政务类公务员队伍和一支专业素质好、执行能力强的事务类公务员队伍，进一步加快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健全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并建立按年功和业绩晋升职级和工资的办法，让当官不再成为公务员的唯一追求，从而从源头上防止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第三，从“官职”的角度看，要规范政府权力，构建服务型政府。譬如，要推行职位管理制度，根据干部岗位的性质和任务，健全岗位职责规范，严明能力素质要求，使干部工作有清晰目标、组织评价有明确标准、群众监督有充分依据。要规范各种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执法、行政决策等行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权力行使朝着更加规范有序、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此外，还要规范职务消费，大幅削减“三公”消费，限制官员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