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之源——社会性的官僚政治

官本位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王亚南先生曾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③

从王亚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原因塑造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

首先是儒家的伦理政治的说教。表面上看，儒家思想宣扬的是“仁义礼智信”，但其核心总纲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且“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可偏废，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也就是说，儒家道统的核心——三纲五常，旨在维护官僚等级特权，成为塑造官本位体制的根本意识形态。

其次是科举制。科举制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一条道上去，所谓“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大略》)，使得“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从而强化了官本位的社会体制。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王亚南将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称为社会性的官僚政治，他认为“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从而将官僚政治区分为技术性的官僚政治和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所谓“技术性官僚政治”，是指在任何科层制组织中都存在的讲形式、打官腔、办事刻板、遇事推诿等思想作风，这些思想作风属于行为方式的范畴，故属于技术性的。所谓“社会性官僚政治”，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也即说，在社会性的官僚政治下，官本位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普遍的官本位现象就是社会性官僚政治的结果。

中国的这种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随历史演变而得以固化的。秦以前的中国，政治是贵族政治，虽然设官而治的事实早已存在，但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主要是拥有封地、享受世禄的封建贵族。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各国为了争霸，竞相拉拢人才，培育了官僚阶层，政治权力开始逐步向官僚手中转移。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废封建，设郡县”，子孙功臣赏赐金帛而不分封土地，各级政府则由职业化的官僚掌握。官僚阶层规模迅速扩大，并获得了对整个社会的支配权，官僚政治遂告形成。此后直至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除个别情况外，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再未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官僚政治则在此期间不断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层面进行整合，使之符合自身的需要，从而不断巩固其存续的基础。

这种社会性的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三大特点。所谓延续性，是指自秦朝以降，这种官僚政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即“二千年皆行秦政”。所谓包容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④举凡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宗法组织、社会风俗、教育思想，以及宗教、法律、艺术等，都同官僚政治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这些社会要素，几乎“完全变成政治工具”，“甚至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⑤这种囊括万物的官僚政治当然也就有了顽强的生命力。所谓贯彻性，是指官僚政治“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了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和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⑥“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⑦正是这三大特点，使得官僚政治的价值观念——官本位，深深嵌入了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与上节讨论的官本位的表现相对照，我们仍可判断，社会性的官僚政治还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诚如有学者指出，“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