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价值坐标和建设基础呢?最重要的是弄清何谓神性、人性和兽性。因为它蕴含着什么是人，人的本质需求与发展规律，甚至内含着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命题。人性与兽性不难理解，但什么是神性在中国社会却是长期被忽略的命题。简言之，神性就是人性中升华出来的部分，主要是精神化的内容。如孙中山在《国民应以人格救国》中所言：“古人所谓天人一体，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入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人性中有神性也有兽性，抑兽性张扬神性，是提升个人精神品质所在，也是提升社会人文品质所在。

为什么如此一个重要命题被我们忽视了呢?主要还是我们片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种情况下，不仅忽视了神性，并且对人性也予以批判。比如，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由打破迷信发展至摧毁宗教信仰，改革开放后精神出现反动，由精神万能走向拜金主义，上个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共产主义信仰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次次的精神打破，已经让我们的社会渐渐远离崇高。神性没有了，人性也越来越难以坚守，最可怕的兽性却越来越多地释放出来，并且越来越有市场。假如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些都是正确和必要的，那么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价值系统，以求建立一个与时代、与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创新了的理论相适应的新的价值坐标，以保证将社会引向前进。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两方面的人找到精神的生长点。一个是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找到精神力的生长点。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有什么样的政党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环境，进而影响和造就什么样的社会风气。所以，在这方面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较世界其他政党承担了更多的建构精神大厦的责任，比如西方信仰的责任由社会或宗教组织完成。中国共产党不信宗教，因而只能在政治信仰上找出路，而这又遇到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的挑战，所以，如果不能重新诠释政治基础、解读共产主义信仰，就很难突破现实的瓶颈。信仰问题之外，就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消除官本位思想，同时确立更为先进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唯此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之源。正所谓“政者，正也”，没有公正就没有道义，因而也不具有美化自己进而美化社会的可能。

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从利益上入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这就意味着我们建设党员干部的精神大厦，必须着眼于利益关系，物质和精神原本就是一个平衡与互换，物质利益区分好了，精神追求也便得到加强。具体地说，如果官员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必然追求社会价值和道德形象，目前情况不理想，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形成了错误诱导。有专家尖锐地指出，当一个社会出现了用贪婪去规范和引领守法，用腐朽去规范和引领廉明，用丑恶去规范和引领善良，用邪恶去规范和引领正义时，结果只能是走向衰败的深渊。败坏的权力总是社会败坏最危险的根源。今天我们越来越关注分配公平正义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官的利益太大，由此导致社会失衡，这个利益并不仅仅表现于物质利益，还有社会价值实现上的利益。按照西方的标准和实际作用，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创造是关键，另一个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然而，在中国最值得敬重的恰恰不是这二者，过去不是现在还不是。看一下中国历史，从来只张扬并不产生文化与财富的“官”。走遍全国的文化遗迹，你会感受到当官的身后荣耀，即使是文化人也必须有官在身，否则仍然难留遗迹，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张衡、祖冲之、宋应星……，皆如此。甚至到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戴着“臭老九”的帽子，直到时下，仍然很难感受到自己劳动的意义和价值。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法国的先贤祠，72贤人中仅有11位政治家。为什么说重新弄清意义和价值、重构价值坐标对于缓解社会的紧张很重要?这是因为，只有在中国创造文化的科学家、社会学家是一流，财富创造的企业家是一流，官员是一流，三驾马车并行之时，才不会失衡，才会让人们各得其所。既然各个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社会价值和精神享有，也便不会扭曲自己，尤其官员阶层的精神空间才变得丰富而又正面。

另一个是为社会大众找到精神力的增长点。古人云，衣食足知荣辱。西方人讲，没有饭吃的找饭吃，有了饭后必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当下中国正处在由物质而精神的转折期，比如许多富豪开始投入到公益事业上来。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呼唤，很重要的是找到超越以往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这一点涉及到我们的观念如何实现突破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在访俄期间强调指出，不能身体进入21世纪，脑子却停留在冷战时代。这已经点其要害且指明了方向。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社会精神力量的源泉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文明有两个源头，基督教的博爱教育下的西方社会多不从仇恨的角度激发精神力量，而是从道义和责任上激发，这就形成了中西方差异。比如，他们的军人有时并不因为是敌人而忽略英雄，他们会敬仰勇敢的敌人，日本军人就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和狼牙山五壮士鞠躬，这不是鼓励对手消灭自己，而是让自己的官兵崇尚英雄。西方人并不因为失败而另眼相看打了败仗的人，他们甚至奖赏被俘者。而我们的力量来自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在世界发生重大转变之际，我们要求他人不能再有冷战思维，那么我们自己也不应停留于冷战思维，我们必须以博爱之精神、责任之担当提升自己的大国情怀，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既可以提升自己，同时可以赢得世界。

以新政治观突破思想和观念制约，强化自身优势，建立起富于时代特征又满足现实需要的精神体系。我们国家和民族有自己不可复制的优势，只要在政治观上实现突破，必能产生足以引导民族实现精神飞跃的力量。十八大期间，西方有媒体评论，“中共换届比美国大选重要，将影响世界”。此言很有道理：首先，西方权力运行体系着力点在限制行政官员的权力，总统权力有限，发挥空间较小，为什么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焦点在民生?与此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高度集中，这就形成党和政府权力的相对无限，包括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都拥有较西方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这种力量必然伴随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加强而反映出来，所以说中共换届比美国大选重要。其次，美国总统在竞选时已经把自己的施政理念全盘抛出，没出现意外便无悬念和猜测的空间。中国的领导人的理念很少在上任前充分展示，只有等职务明确时才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和理念，既然无法提前获知，只能等待选举结果。再次，美国已经形成了完善而稳定的国际关系框架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念，而这些基本上不是单个力量所能改变的，也就是说总统只能在有限事务上进行调整，无权无力作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与此有差异，虽然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明确，但并未进入不容改变的程度，尤其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处于探索进行时，怎么发展变化空间很大，而往哪里变直接影响着世界。此外，我们以政治信仰来建设精神大厦，西方由宗教信仰支撑精神大厦。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激发精神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仇恨教育，西方则多从利益之争来寻找精神力量，等等。中西差异奠基于文化和政治，无法互换，那么我们在解决精神大厦时就只能在自己的传统和道路基础上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