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文明创造是大国崛起的鲜明标志，为什么创造文明者不能维持永恒，而是一个个走向衰败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21种文明，其中14种已经消失，6种处于衰落中，唯一繁荣起来的是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该文明延续发展为古希腊文明，再由古希腊文明发展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业文明。到目前为止，该文明仍然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且无衰落迹象，亦无替代者。表面来看，古希腊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选择的结果，思想家们为了改变当时神学一统天下、沉重地压抑着人性的局面，借助了古希腊文明中人性的光辉。假如当时的思想家不是选择和借助古希腊文明，而是其他的某一种消失了的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这一文明是否就不再辉煌了呢?是有变数，但历史总趋向不会被改变。应当承认，历史发展存在着偶然，但决定于必然。即使当时思想家们选择的是其他文明，但最终仍然要回到古希腊文明上来，因为这种文明蕴含着人类发展最需要的丰厚基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为了更好地认识问题，我们不妨解剖若干帝国的兴衰更替及其内在规律。

文明常被野蛮摧毁，这是人类早期帝国更替的一个规律。比如，迈锡尼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繁荣于公元前16世纪，然而，由于多利亚人入侵，于公元前13世纪毁灭，此后希腊进入长达300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古罗马不仅在建筑和艺术领域卓有建树，还产生了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罗马法》，而矗立于罗马广场上的12铜表法，更影响了世界的成文法。尽管古罗马文明程度更高，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

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华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民族进行着征服反征服的斗争。从文化上讲，中原显然创造了比游牧民族更丰富的文化，如王夫之所言，游牧文化处于“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恒”的状态，而中原“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结果如何?中原一再被游牧民族所征服。文化最终要改变蛮力，这一规律带有根本性。正如罗马征服了希腊，希腊的文化改造了罗马。当然，最具说服力的还是中国的发展史，中原政权一再被游牧民改变，而中原文化又把一个个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同化。中原版图一再扩大，基本上不是因开拓和征服而得，而是因文化改造了入侵者而获得。

文化在表现其影响和塑造力的过程中，不都是渐进的“春风化雨”式的，有时带有突变性，并且直接构成为帝国兴起的主动力。我们来看大航海或曰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第一个帝国是葡萄牙，无论其人口还是资源，都不敢言拥有了崛起于世界的基础和能力，但还是实现了崛起，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其科学技术发展实现了突破。他们成功地改造了中国的指南针、西方的船帆，把天文学数学引入航海，因此把前人视作险途的大西洋变成通途，由此领先于世界，把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带到超越自身几十倍的国土和人口，其影响至今存在于曾经的殖民地。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英帝国。英国是美国之外真正领导过全世界的国家，并且是第一个。为什么英国做到了这一点?原因在于英国创造了超越其他所有国家的文化与科技。早在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与贵族签订了日后成为其君主立宪法律基石的《大宪章》，有了大宪章，“议会代表整个王国”的宪政道路才在人类社会开创。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思想家们开始将这些创造理论化。哲学家、政治学家洛克早在300多年前就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和人的“自然权利”，强调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他首倡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认为立法权高于其他两权，但立法权仍要受到人民的管束，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有撤销立法机关的权力。这些思想和政治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美国、法国的政治走向，甚至影响着世界。之后不到百年，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问世，一只“看不见的手”直接影响了西方政府构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种思想理论不仅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并且也影响了无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思想，再加上牛顿带来的自然动力向人工动力的转变，导致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总体而言，美国与英国的崛起动因是一致的，因为最早踏上新大陆的那批移民，原本就来自英国，他们把英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带到新大陆，其明证便是共同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只是由于文明进步的原因，或美国形成于移民的原因，美国比英国更具包容性和创造力，

英国和美国的发展道路充分证明，文化和科技创造、制度和价值观创新是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根本动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让他们更具创造力，或者什么力量激发出其创造力了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更根本、更核心的命题——国家或民族精神。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民族精神，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能力，成也在此，败也在此。以古罗马和满清两个帝国走向衰败为例来看问题。罗马帝国曾经何等了得，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言必称罗马”。为什么帝国最后衰落了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精神的衰落。有个小事例或许能够说明问题，据说今天的解酒药的前身是罗马的呕吐药，罗马贵族每天要赶六七场酒宴，但胃的容量有限，于是想办法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保证能继续吃，这时的贵族已经不再是战场上冲锋在前者，而是厌恶战争、醉生梦死的人，如此下来怎能不衰败?!满清帝国也是这样。当年数十万满族人借助十多万八旗军马踏中原，何等威风，然而到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哪一次不是一败涂地，望风而逃?更可悲的是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竟然败得那么惨。结局看似出人意料，其实战前已经注定，因为此时的满清帝国，精神早已衰落。如刘亚洲上将所言：“晚清以来，八旗子弟遛狗架鸟，醉享太平，耗尽了当年的朝气、锐气、虎气，遇有战事，败如山倒。”

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希罗多德讲述的古希腊时期的那场史诗般壮烈的温泉关战役，或看一看美国大片《斯巴达300勇士》就会清晰感知。在“要么失去斯巴达、要么失去一位国王”的神谕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和他麾下的300名勇士选择了后者，义无返顾地奔向温泉关。依照时下的功利主义标准，明知不能为而为之，是不是太傻了?其实，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了牺牲精神，永远不敢言强大。甚至可以说，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任何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因担当而来的牺牲，这个阶段就是苍白的，国家和民族便不可能生存，哪怕出现偶然和个别，也会被人类社会所忽略。至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大国崛起于精神。没有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不会走出很远，更不敢言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