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精神制约

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品质，中国人民的勤劳和节俭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不能比拟的。笔者访问澳大利亚时，有华侨介绍，在澳大利亚，请工人加班付1.5倍的工资就会引来许多华人，然而对于白人，3倍的工资也少有人干，他们认为钱够花就可以了，为钱而不要闲暇，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在西方，也有政府号召民众节俭存款，但是民众仍然很少存款，甚至把明天的钱也要花掉。中国人就不同了，挣钱少时也挤出一些存入银行，以备急需，这与我们的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有关，但收入较多时仍把存储蓄作为重点，甚至不惜牺牲生活质量，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积累率之高，西方人望尘莫及。某种意义上，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即使政府不作为，仅仅靠自主经济，中国也会比西方走得更远。除此之外，中国还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调动资源能力上中国政府比西方政府要强有力得多。至于文化传统、文化心理，中国也有西方所不能比的地方。比如，西方国家搞一次公民投票就可以决定某一个民族区域是否留在大家庭内。1980年，加拿大魁北克省举行过一次独立公投，199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公投，后一次反独派仅以50.6%险胜，否则今天的加拿大就成了两个国家。类似的事情在世界上发生过很多次，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由于大一统的文化观念，在中国，各民族即使关起门来打破头，开门后还是一家，谁想分裂出去，几乎就是挖整个民族的根基，甚至是挖自己的祖坟，断然不行，政府不敢为，民间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力量，这就是台湾与大陆分离半个世纪，至今没有几个大陆人愿意将台湾分裂出去的重要原因。有了这些因素，中国就具备了崛起于世界的内在动力，至少以传统的价值坐标和价值判断衡量是这样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这些特征具有不可复制性，是一种独特优势、抑或中国力量。那么，中国实现强国梦，或者实现大国崛起的制约因素或瓶颈有哪些呢?

缺少对人生意义更为深刻的理解，难以产生大国必备的赢得他人尊重的担当意识和行为。这不是说中国没有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调整，我国已经承担起属于自己甚至超越自己实力的国际责任，例如，在人均收入排世界百名开外的情况下，我们的对外援助已经不限于落后国家，甚至直指发达国家。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是民众对道义和担当的理解，它围绕人生的价值观而展开。

由于文化品质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很狭隘，大多情况下限于物质和感官享受层面。一些人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笔者到澳大利亚访问时，接触过一个在那里帮助侄子打理工厂的先生，10多年来一直工作于悉尼市郊，因为语言障碍，不敢一人进悉尼市区，天天生活在华人社区，唯一做的就是挣钱、存钱。还有改革开放之初流传的一个小故事，一些最先富裕起来的人送孩子到欧洲读书，当伴读的母亲看到大学校园皆陈旧建筑，远不似国内的高楼大厦辉煌，后悔地说：早知道是这样的破大学就不来了。她当然不知道西方人为了维护旧建筑，所花的费用比建新大楼要多得多，更不会理解历史符号和文化积淀就在这旧建筑之中。可以说，我们的很多官员与民众只知道权力贵族、财富贵族，不理解也不追求作精神上的贵族，在其眼里，富强就是大楼豪车，就是物质财富，是外表的光鲜和满足占有欲。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局限于这些方面。有个中国移民的孩子与美国小朋友交谈，中国孩子炫耀自己家有几套房子，几部车子，美国孩子说房子和车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敬仰上帝。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社会金钱至上，但没有思考金钱背后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每个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靠上帝”。

为了更深刻地把握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蜚声全球的英国伊顿公学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伊顿是一座沉静的小城，伊顿公学是该城的精神中心，每年全世界有不计其数的孩子争抢200个名额，原因是这里培养出了包括威灵顿在内的19位大英帝国首相，培养出了雪莱、丁尼生、凯恩斯等名家，还有许多国家的皇室子弟。然而，深入观察后便会发现，这里竟然有那么多高贵的精神元素，比如生活条件远不是我们想象的优裕，而是以简朴甚至艰苦来形容，管理和要求也十分严格。更重要的是，学校对皇族、权贵家庭的孩子和平民子弟一视同仁。因为倡导公平、公正、公益，伊顿以私学号公学。再加上独立、个性、友爱、忠诚、尊严、勇敢、传统、绅士、幽默和使命感这10大品格，它会培养出什么样的灵魂，便可想而知。

每一个民族秉承的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尤其是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塑造过程。西方人所讲的，“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这其中让我们悟出一个规律，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必能造就“大”的人民。仍然以上面提到的温泉关战役为佐证。战役开始前，波斯大帝薛西斯向列奥尼达许诺：只要投降就可以成为全希腊的国王，而不仅仅是斯巴达的国王。得到的回复是：“如果你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你不会贪求从别人那里攫取什么东西。至于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这种态度和斯巴达人一向反对个人专制是一脉相承的。后来，薛西斯又派出第二个使者，要求列奥尼达放下武器。列奥尼达回答：“过来拿吧!”斯巴达人对于胜利、对于荣誉的看重是所有古代社会所罕见的。传说斯巴达妇女在儿子或者丈夫出征时会亲自递上盾牌，并附带一句话：要么带着它回来，要么躺在上面回来。据记载，列奥尼达出征温泉关前，妻子戈尔戈王后问：如果你回不来，我该怎么办?列奥尼达回答：嫁个勇敢的男人，给他生一些勇敢的儿子。据说300斯巴达重装步兵中，有两人因眼睛受伤被允许返回斯巴达。他们后来听说波斯“不死队”正在沿小路包抄，其中一人返回温泉关战死，另一人气馁而回到斯巴达，结果遭到全城人的蔑视，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火给他，也没有一人愿意和他说话。此人在一年后的普拉提亚之战中用战死的方式洗雪了自己的耻辱。这就是戴玛拉托斯向薛西斯形容的：“就算全希腊都投降了，他们也不会投降，就算只剩下一万人，一千人，甚至不到一千人，他们也会向波斯军队发起冲锋。”不难想象，这种文化和精神会影响造就什么样的民族。

中国共产党是从追求平等起家的，因此而获得了人民的拥护，然而发展到今天，却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围绕官位形成的等级关系，这严重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人活着有等级，死了还进行等级排列。在中国，官职与利益联系密切，并且在职享有的特权去职后还要享有，职务越高表现越突出，如此下来，进入官员队伍的人或许不再在意为民众谋取什么，只在意争取更高的职位，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人人都这样想，便产生了腐败。在美国的国家公墓，上至总统、五星上将，下至列兵，每个死者都占有同等大小的墓地，同等大小的墓碑。在国内你会仰视官员，同时又俯视劳动者，而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一律被称为先生和女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体制机制上切断了权利、职位和利益的关联，总统、首相离职后得自谋出路，其他所有政务官员退职后的第一要务是找饭碗。诸如此类的差异，不仅仅会影响到民众的心理认同，还会越来越扭曲整个社会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发生精神蜕变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不能不说与此高度关联。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追问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或许有人认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属于人生价值观的范畴，为私德所关照，不关他人。问题是私德必然会外化成为处事原则与行为方式，特别是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必将化作群体行为，本国家本民族的行为也会推及外部国家和民族。世界关联度越来越高，在世界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不能判定这些是自己而不关他人的事情。以饱受诟病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为例，关起门来做事的时候，特别是成为国民普遍的无意识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不得了，问题是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高度影响世界，这时的不良表现就开始发酵。比如，我们的企业家到其他国家开厂矿，如果带去的不仅是资金，还要为利益牺牲环境和员工权益，必导致反感和排斥，甚至扩大至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为什么我们的传统伙伴非洲国家，有的与我们渐行渐远?个中原因值得反思。

缺少对大国崛起本质和世界精神脉动的准确把握，难以产生占领人类文明制高点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中国之梦。以此号召全民，激发出的积极力量有其必要性。这里更需强调的是，在凝聚民众力量的同时，还需要帮助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尤其是现代文明下大国崛起的意义。在许多国人眼里，大国崛起就是版图大、财富多，甚至是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比如，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经常出现清代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唐代占40%等说法，因此便有了“梦回大唐”、“万国来拜”、“纳贡称臣”的想法。这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也反映在外部评价上，比如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基本上是功利评价。西方有没有为石油发动战争的问题?肯定有，但仅仅以此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难免别人反过来认定你：中国一旦强大，必定以自身利益为核心，不会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