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振雩的散文集《本命之年》，我的审视焦点，固执地投射在创作主体的中年写作心态上。这种创作心态犹如黄昏光线下的秋天景象，为整个集子铺上一层淡淡的悲凉底色，使作品显得蕴藉而悠长。

　　这里的“中年”，更多的是指创作主体的写作心态，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创作主体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与质疑之间、在责任的关系神话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与精微考究之间转换不已。在《本命之年》中最能表现这种心态的，是关于历史世界的辨析与个体生命记忆的书写。

　　先看创作主体如何在暧昧的历史世界转换不已。作者钟情壮怀激烈的侠客、回归自然的隐士或者静心修行的高僧。千古文人的侠客梦，大多遥寄于久远与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作者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流连忘返，写出了《荆轲：单刀对王朝》这样荡气回肠的力作。其实，从最初为荆轲送行的“风萧萧兮易水寒”氛围中，就可以预料，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绝望反抗。他们已将太子丹的重托化为一种内在的意志，并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对知己者的承诺。这种以个人生命为代价的自由选择，发出了理想主义的悲壮声响。

　　当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身处非道德历史情境下的知识分子，习惯于从现实社会中抽身而去，回归自然；或者遁入空门，体悟人生。作为山水胜境的庐山之巅、鄱阳湖之滨，遍布历代隐士和高僧的踪迹，田园诗的开创者陶渊明和净土宗的始祖慧远，就是杰出代表。作者在《陶渊明的归隐》《夜走柴桑桥》及《那一页已被剪去》等作品中，一再追寻神圣的遗迹，寻觅历史的知音。不过，作者往往是怀着好古的激情去寻觅，但追寻的结局令人怅惘。因为他所仰慕的净土正在沉沦，喧嚣的红尘步步紧逼；颓败的圣地非但不能洗涤灵魂的尘垢，反而召唤出现实的焦虑。

　　再看创作主体如何在忧伤而温馨的个体生命记忆中转换不已。这个时代的中年写作，普遍地呈现伤感的怀旧底色。因为，现实场景的转换如此迅速而决绝，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抛入一个虽曾期待但却终究陌生的所谓现代世界，自我的连续性骤然断裂。也许，唯有过去的日子，才能带来一丝精神的慰藉。

　　从杨振雩的《老父返乡》《本命之年》以及《把时光锁进旧宅》等作品中可以发现，他过去的忧伤与幸福，总是和“父亲”这个饱含力量与情感的称谓紧密联系。创作主体仿佛需要通过“父亲”精神血脉的认同，使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的坚强孤儿。父亲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仅靠自学粗通文墨，但他却确信文化知识的力量，在他看来，“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读书更有意义的事了”。

　　创作主体的忧伤与幸福，还与追寻中的故乡紧密相联。对于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和挺拔秀美的庐山，创作主体似乎有着无穷的热情和无尽的话语，如《涨涨落落的沙湖水》、《斜阳里的东湖》《鄱湖看鸟》《秋天的“人”字》《去庐山挖草药》等。这些生命寻根的书写，大多是由过去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断片联缀而成的，但字里行间弥漫着从如梦往事中蒸馏出来的温馨氤氲，能在不经意之间沁人心脾，触及个体内心的柔软之处。

　　其实，作为漂泊者，即使重返故乡，体验到的也很可能是物是人非，因为毕竟不再是那个以自己的热情装点故乡的少年了。然而，为什么创作主体怀有不竭的返乡冲动呢？这更多地出自于对日益功利化的城市法则的不适。城市这个人造的庞然大物，正在割裂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也在泯灭人们因彼此交往与互助而生发的热情和感动，似乎只有深藏在个体生命记忆里的故乡，才能滋润着干枯焦躁的心灵，替代性地补偿内心深处关于“从何处来”与“往何处去”这类形而上的意义缺憾。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些怀乡作品既是个体生命的返顾，又是主体精神的还乡。

　　这本集子中还有不少讲述现实生活及人生体验的散文，但每当创作主体深入历史世界与个人生命记忆时，总是充满激情和睿智；而面对现实世界时，却显得有些无奈与困惑，用作者的话说，仿佛行走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人到中年，“不敢言不惑，能避免佛家所说的执迷不悟、多少保持一点清醒就算不错了”。是的，身置其中的现实世界，很可能被物欲横流歪曲，并非全然真实；貌似如梦如幻的历史世界和个人记忆，经过时间过滤与主体淘洗，反倒隐含着本真的存在。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