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城市之间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上海的孩子到了农村，真的是很焦虑，很不习惯，就是想家，想城市的生活。那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会从农村赶回城市。我们回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冰淇淋，无论是什么季节，因为冰淇淋是城市的产物。

　　我们就想回家赶紧把晒黑的皮肤捂白，追求城市的时尚。但是一旦在城市里，尤其是自己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又觉得城市里有很多东西是要去批判的。我们都是被城市教坏的人。

　　我们是后天所塑造的动物，又在从事文艺创作。我们完全是在一个再造的第二手的生活当中。当然城市里有非常高的效率，有安全感。在农村，你基本上无法脱离组织或是脱离宗族生活。而在城市里，你是可以一个人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城市是把人的需要综合归纳，提炼出一个基本需要的地方，它确实很便利，但是对于“文艺”这个人工化的词汇来讲，我们指望它对城市有多少改造呢？反而是城市不断地改造它。

　　我们的文艺是不断被改造的东西，因为它需要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文艺如何改变城市。相反，是城市不断改变文艺。比如说我们的写作，写作原本是很独立的事情，但是写过之后你要上机器去印刷，整个印发的过程完全是一个产业链。

　　我最初写作的时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们的写作还是安静的风格，还没有今天这样社会化，需要和产业、资本合作。当时我们的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比较自然的，有点像种地——你慢慢地种，种出来之后，运气好的话，总是会有人要——读者会买你的书读，他们也没有太高的期望，读读你的文字小说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今天，突然之间作家的形象变得很重要，那么多人要看到你，听你说话；我们必须要把话讲得非常幽默，使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

　　这个时代不断演进，而且愈演愈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被城市改造。

　　（摘自王安忆在“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主题论坛中的发言）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