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界的新文化史研究有着多种称谓，或曰社会文化史，或曰新史学，或笼统地称为新文化史。称谓不同，其学术旨趣亦大有区别。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两支。 一是以中国社科院刘志琴、李长莉、首都师大梁景和等为代表的学术团体，他们并未将社会文化史作为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是将其视为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社会史，有时候甚至是将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和分支领域来对待的。刘志琴在该领域的理论贡献比较突出。早在1993年，她就撰文呼吁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主张开展中国礼俗文化的研究，近来又积极主张研究中国人的休闲生活，注重考察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她的代表作《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在她看来，社会文化史是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新的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李长莉进一步对社会文化史作出界定，认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复兴的两翼。她强调，关注社会与观念的互动、民众生活与观念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取向。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的三个关注，关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关注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的互动，关注日常生活与国家意识的互动。应该说，这一学术旨趣和定位，与社会史比较而言，并无太大的区别，甚至可将其视为是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一种社会史转向，与西方学界的“文化转向”则有着较大差异。 此外，在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一书后记中，也提出了他个人对“社会文化史”的一种理解，即“社会文化史不同于社会史、文化史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结合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编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种观点与霍布斯鲍姆所言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互补说”是颇为相似的。不难发现，在刘永华主编的这部社会文化史读本中，所收录的文章多数是活跃在当前中国社会史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居多，只在延伸阅读中涉及杨念群、黄兴涛和常建华等人的论著。把握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在部分学者心目中“社会文化史”的某种特定印象和学术旨趣及其认同。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题，并不限于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和历史记忆，举凡对时间、空间的认知和想象，对气味、景观的感知，对社会空间的营造，对书籍的阅读，对身体的建构，乃至信息的传播与交流、社会性别的表述、习俗的承传、现代性的体验、物质文化及地方戏曲，都可进行社会文化史分析。”这多少反映了国内学界对新文化史认识和理解上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第二个分支是以杨念群、孙江、黄兴涛等人力倡的“新社会史”、“新史学”，走出了一条与国内盛行的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研究风格迥异的治史路径。就当前发展现状而言，尽管他们倡导的“新史学”应者不多，尚未占据国内学术主流。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按照西方新文化史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与国际史学新趋势相对接的一种积极尝试和探索。这一学术群体在近十年来做了不少工作，并经历了一个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的转变。早在2001年，杨念群就主编了《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首次打出了“新社会史”的旗号，以区别于当时国内声势浩大的历史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按照杨念群的理解，所谓“新社会史”，既不是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此后，孙江指出，建设中国新社会史的关键，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正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从而建立起一套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中国历史叙述（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第21—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在明确了新社会史的学术定位后，孙江、王笛、杨念群等人又策划并创办了以《新社会史》为名的学术丛刊，于2004、2005、2006年分别以“事件·记忆·叙述”“时间·空间·书写”“身体、心性、权力”为主题出版了3辑。自2007年开始，鉴于“新社会史”这一名称本身的狭隘性，不能涵盖他们对历史学的整体思考，遂更名为《新史学》，至今已连续出版至第6辑，主题分别是“感觉·图像·叙事”“概念·文本·方法”“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再生产的近代知识”“清史研究的新境”和“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其中，黄兴涛的研究一般被视为是最“新文化史”式的，近年来他的代表作“她字的历史”和对近代新名词、新概念的知识考古学探讨，显示出一种新文化史的本土化气象，尽管他也坦承受到新文化史很大的触动，不过他还强调说，就个人而言，我从未经历过什么“文化转向”，文化史之于我，始终只是一个专门方向、一种研究视角而已，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来没有超过“社会史”，也丝毫不优越于“经济史”和“政治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性之所近，“文化史”好像更为有趣，对我更有吸引力罢了。（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总体而言，近年来杨念群、夏明方、黄兴涛等人以人大清史所为基地，联合国外史学同好，在新史学大旗下所做的上述努力，确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研究无论是角度、内容还是观点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这些新史学的倡导者们一再强调他们与西方学者的区别，比如杨念群就提出要“更注意避免西方理论的无限钳制，主张在培养学术嗅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具有本土风格的‘问题意识’，试图逃脱过于专门化的训练给历史感觉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强调要恢复中国史学优秀的叙事传统”（杨念群：《中国历史学如何回应时代思潮》，载行龙主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史研究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尽管如此，仍无法避免受后现代主义、语言学转向、历史叙事学的影响。这种治史方式和学术追求，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的发展而言，究竟影响如何，尚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实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