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权力交班的殷殷思考和践行错位

　　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正式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在1953年酝酿召开八大时，他还不到60岁，正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处于政治智慧和才干的颠峰，但已开始考虑权力交班问题。为了减轻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毛泽东提出中央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1956年召开八大时，他正式提出，“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中央领导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搞四个副主席，再加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还说：“我是准备了的，到适当时候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据此建议，八大党章增加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八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交班已经有了相当好的顶层设计。

　　1964年夏，毛泽东鉴于中苏关系变化，又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基本思想是很好的，但是“左”的错误发展起来后，他对权力交班的考虑有了很大变化。“文化大革命”10年，接班人换了又换，最终没能解决好权力交班问题。

　　邓小平的坚毅开拓和权力交班格局初显端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论资历、才干、智慧、经验和威望，他都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最佳人选。全党和全国人民也都这样企盼，但已年届75岁高龄的他执意不肯，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决心举荐年纪较轻的同志。他说：“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问题，要找第三代，要找年轻人。”他尽管在发挥“核心”作用，但已在考虑权力交班问题。

　　一是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除中央委员会外，再设顾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2年十二大成立了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后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实现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后不再保留。

　　二是中央和地方设立顾问制度，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党的十二大成立了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亲任主任。

　　三是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彻底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由于十二大中央政治局人员平均年龄达到71岁，超过70岁的有6人，因此在1985年专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让他们率先退休。1989年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请求，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夙愿。

　　四是选拔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邓小平要求大胆破格提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优秀干部进入领导班子，逐步做到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占一定比重，希望中国有一天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以及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等。

　　五是建立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机制，形成老中青干部的梯级结构进行传帮带，逐步实现中央领导干部年轻化。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在一批老同志退休时增选了三位五十六、七的同志进入政治局，使其平均年龄降低3岁。十三大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为64.4岁，十四大的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为62岁，进入政治局的胡锦涛、温家宝才50岁，基本上实现了邓小平期望的中央领导层年轻化目标。

　　六是精心选拔主要接班人，实现权力平稳交班。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如他所说，虽然有两个接班人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后来江泽民同志上来后，邓小平认为这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中央的工作是满意的。

　　七是强调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常委会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集体。要选得好、选得准，有些看得不准的，经过考验之后会淘汰下去的。

　　八是强调中央领导集体应当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坚决反对腐败的集体。它的成员要胸襟宽阔、着眼大局。有了这样的领导集体，什么乱子出来都能挡得住。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举措，不仅对于这些年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班发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对于形成中国权力交班模式具有奠基意义。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顺利交接，模式呈现雏形

　　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期间，对于形成权力交班的中国模式采取了许多措施，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加以具体化，使之落实到位。比如强调讲政治，将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常态化、制度化，基本上坚持每月学习;坚决反对腐败，先后将3名政治局委员绳之以党纪国法;坚持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机制，形成梯级结构，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交班。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在60岁以下的达到9人，占到37.5%，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届政治局中比例最高的。从第十六届始，进入政治局的成员没有70岁的了，平均年龄为60.7岁，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届政治局中最低的。从第十七届政治局始，着力培养主要接班人的格局开始清晰化。第十八届政治局中50岁以下的成员有2位，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局常委年龄的先例，年轻化的梯级结构凸显。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人的平顺交接，使中国式的权力交班格外吸引世界眼球。

　　当今中国权力交班模式的主要特征和优点

　　一是渐进性。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探索权力交班模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采取渐进式。权力交班就是新老干部交替。老人出是渐进的，新人进也是渐进的，既合作又交替;有过渡措施，也有合理安排，尽量不留或少留遗留问题。

　　二是台阶性。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层年龄结构老化严重，对选拔新人采取非常态的破格措施比较多，以加速年轻化过程。此后一般还是台阶式，从基层逐级提拔，轮岗安排锻炼，使其进入中央领导层时积累多方面经验和才干，有利于总揽全局，强化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是有序性。接班人的培养，既由中央主要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物色，也由职能部门跟踪考察。看准了的，安排在地方或中央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砥砺。胡锦涛、习近平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权力交班的有序性、透明性和可预测性明显。这种有步骤的稳妥的选拔和培养方式，既有利于公众监督，也有利于平稳交班。

　　四是接力性。多党轮流执政不适合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状况。共产党执政采取这种渐进有序的权力交班方式，既有利于保持路线和政策的连贯性，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持续接力，不会因党派利益冲突而影响或伤害国家利益。

　　五是和平性。由于没有党派利益冲突，共产党又有严格纪律约束，30多年来探索的这种权力交班形式是和平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重大人事变动，外电评论“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 很稳定、很顺利”。这是党之大幸，民之福祉。

　　当然，这种中国式的权力交班方式只是有了雏形。如何有更多地民主参与和权力制衡，还在继续探索中。今后努力坚持下去，加强制度建设，这种权力交班的中国模式必将走向成熟。(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