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
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在经济领域，西方世界对中国质疑的声音却一直不断，“崩溃论”、“硬着陆”、“国家资本主义”等论调不断出现。
这些质疑促使人们思考，即使在看似意识形态味道最淡的经济领域，是否也存在着话语体系的不同及我们自身话语建设的不足？
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用自嘲的口气说过一段自负的话：现代经济学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没什么问题可供自己研究的了。然而，此轮金融危机无疑对上述判断提出了强烈质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不仅在危机产生的原因上莫衷一是，所开药方似乎也不见明显疗效，有的甚至有饮鸩止渴之嫌。
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广大新兴经济体虽然也受到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但总体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表现疲软，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依然保持在7%以上。这一事实令人思索：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是否潜藏着有别于西方数百年来奉为圭臬的经济学逻辑？我们能否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化为中国话语、中国思想，贡献给世界？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李扬。
从传承、流变的角度观察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经济学产生于活跃的经济大国之中。至少在过去几十年乃至未来若干年中，经世致用，应当是评判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最终标准；在经济社会巨大变动的时代，这种标准甚至具有唯一性
发出质疑声的，固然有刻意抹黑中国者，但绝大部分还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建设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实践解释力和理论建构力，为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承认，中国的成就很难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
本报记者李小佳（以下简称记者）：对市场经济、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等西方经济学概念，今日中国普通百姓大多耳熟能详；众多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也已经成为分析我国经济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为什么还要“另辟蹊径”地提出打造中国的经济学？
李扬：西方经济学发端于英国，其早期的大家也多产生于英国，那是因“日不落帝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世纪末，美国开始全面取代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断推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发展的几百年间，德国曾经产生过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其经济观点也与英美“主流”大异其趣，那是因为德国曾经创造过为世人瞩目的成就。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等国虽属发达国家阵营，但鲜有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更无独具特色的经济学理论，那或是因为这些国家未曾创造过世界领先的经济奇迹，或是因为国家较小，难以产生世界性影响力。总之，从传承、流变的角度观察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经济学产生于活跃的经济大国之中。”
所以，在回答所谓中国经济学的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列举几个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其增长速度之快和持续时间之长，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略低一点，但从全球眼光来看，我们依然会保持世界领先的高增长奇迹。纵观历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大国文明古国提交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漂亮的经济成绩单。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承认，中国经济的成就，用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很难进行分析。例如，在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和低通胀曾经长期共存，这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这个人类经济史的奇迹背后，一定潜藏着当代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涵盖的经济逻辑，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前提。基于这些不同的前提，展开这些逻辑，我们或能提炼出与西方经济学不完全相同的理论体系。
再如，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收获了 “人口红利”。然而，如今我们在确认人口红利过去几十年的贡献，并讨论如何延长人口红利甚至是创造新的人口红利之时，千万不要忘记：在上世纪60—80年代，过多的人口毫无疑问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 “死荷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厉且延续最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从死荷重转变为红利，这中间的条件、过程、转换机制等等，值得深入研究。关于人口，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人是“口”，是要吃饭的，因而过多的人口是拖累经济增长的负担；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人是“手”，是能够创造财富、增加储蓄、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力。应当说，过去30年，中国已成功地将十亿多人从单纯的“口”转变为“口”、“手”相容，从而产生了长期、巨大的人口红利。目前，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国家受困于人口之惑，一类是亚洲、非洲和部分拉美国家，人口虽多但依然较为贫困；另一类是欧美发达国家，低人口出生率让其长期蒙受劳动力不足之苦。能否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出人之“手”与人之“口”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转换机制，并将之概括为系统的经济理论？对此，中国的经济学家理应有所建树。
以上只是提及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特别令人瞩目的事例，其他还有很多。这些实践说明，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了更宽广的活动舞台和更适宜的研究条件，也向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世界经济学界提出了革命性挑战。面对活跃、表现出色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学家能否对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事情发表一点意见？鉴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具有国际意义，中国的经济学界能否对经济学的国际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背景下，提出建设有中国逻辑的经济学，绝对不是刻意别出心裁，而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乃至全球经济学界的使命。
面对经济学的“西强我弱”，应当摒弃妄自菲薄和盲目自信两个极端
记者：在大学经济系，萨缪尔森、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已被奉为经典。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也常常把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影响当作成功的标志。例如，中国学界就常有这样的猜测：中国的哪位经济学家在未来多少年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等。在建设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那些被奉为“老师”的西方学者及其经典教义该置于何地呢？
李扬：面对经济学的“西强我弱”，人们常常会走上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妄自菲薄。几年前，有说法称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4个，当时在国内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在我看来，此事自身颇有些无聊，但从积极意义上评论，它事实上提出了一个用何种标准来评判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贡献的问题：是经世致用，致力于去分析并解决改革和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层出不穷的问题，推动经济发展；还是致力于去撰写那些始以假设、继以模型、终以小结的“真正的”经济学文章，并用理论成果是否在国际“前十名”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作为标准？我认为，长期而言，两者不可偏废，但是，至少在过去几十年乃至未来若干年中，经世致用，应当是评判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最终标准；在经济社会巨大变动的时代，这种标准甚至具有唯一性。
另一个极端则是盲目自信。一提打造中国的经济学，似乎就要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如敝履。这显然也不正确。必须承认，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有社会主义的限定，它终究还是市场经济。因此，向市场经济学习，遵循市场规律来配置经济资源和组织各项活动，是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要了解市场的运行规律，学习有关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无疑是一项基础性的前提任务。凯恩斯、萨缪尔森等都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和理论当然应该学。在一定意义上，学习、钻研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照中国经济的实践而融会贯通、取舍吸收，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若论及理论的首创及各国间相互学习问题，我们更不应妄自菲薄。众所周知，产权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渊源，则来自对土地“产权束”的界定及其交易制度。20年前，我参加中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国家课题，从课题组中外国专家的口中得知，在他们那里，对于不可移动的土地，能够界定出多达100余种产权来，且每种产权都可独立定价并进行交易。正在我矫舌难下之时，外国专家告诉我，产权经济学的思想启蒙，其实来自传统中国的地主经济。早在宋明时代，中国农村就已明确区分出了土地的不同权利，如地表权、地板权、地下权、租权、典权、佃权等。中国的地主经济，其实就是依托这种产权制度而绵延千年的。那时的传教士们在惊叹不已之余，将中国的这种制度带回欧洲，经过多年演变，在那里发展出作为现代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产权经济学来。这个例子不仅给我们信心，更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路径给出了切实的启发。
中国经济学要走向世界，先要对既有概念和方法做一番清算和推敲
记者：近年来中国经济一出现风吹草动，国际上就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唱衰论调，“硬着陆”、“危机论”等声音此起彼伏。为何质疑声多出现在看似意识形态味最淡的经济领域，而非那些我们原本认为政治性更强的领域？这是否说明经济领域也存在话语体系的不同？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应从哪些领域着手？
李扬：一直以来，各界在评价中国经济时，在赞誉之余，确实也常常带着质疑。譬如，人们发现，许多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被移植到中国来以后“满不像那么回事”。人们常常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我们做得不规范，甚至归因于橘枳之别。然而，人们同时也注意到，大量未遵从西方经济学教义的做法和制度安排，在中国却获得了成功。如此等等，使越来越多深入参与中国经济实践并作过认真思索的人们深刻感受到，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是那样不同。应当看到，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差异，中国的经济学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
发出质疑声的，固然有刻意抹黑中国者，但绝大部分还是不了解中国国情，而经济话题似乎又是谁都能发表点意见的。所以，当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聚焦于中国时，如何让世界客观认识中国的任务也同步提上了议事日程。建设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实践解释力和理论建构力，为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能局限于对那些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进行归纳总结，而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例如理性人假设等，并由此出发，建构出一套广及主体行为、资源配置、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来。在我看来，这种前提性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当然，要实现这个宏愿，可能需要几代、几十代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为了实现这一宏愿，当下应从一些基础性环节入手。
首先，规范经济学分析概念和分析方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提出、论证和积累概念的过程。每一代经济学家都是在前人确立的概念体系基础上从事研究。即使是提出新概念，或对现有概念进行新界定，都要做出艰辛乃至毕生的努力。而一旦新概念得到普遍承认，则概念的提出者便成为大师。这种境界，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企及的。马克思在洋洋百万言的《资本论》中，也只是提出并论证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新概念。西方经济学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如今使用的概念与两百年前的仍基本相同。在我看来，提出一种观点和论证一种观点相比较，后者的价值绝不逊于前者。就严谨的学术建构来看，观点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论证的观点，才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并非马克思的创造，但只是在马克思手中才成为科学，这是因为马克思用科学的方法对之进行了周密的论证。西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花了几十年写了几本厚书，也只是论证了“货币最重要”。方法和观点论证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于此可见一斑，但其难度也可见一斑。中国经济学要走向世界，可能需要建立一套与西方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作为创新的第一步，首先要对既有的概念和方法老老实实下一番工夫，要对目前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做一番清算，对经济分析赖以出发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假设进行一番认真的推敲。
其次，更根本的，我们应深入实践，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的现实。中国经济的实绩常常与预测的相去甚远，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真实面目其实并不完全清楚。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我们依然面对着发展之“惑”和发展之“痛”，如经济转型问题、产能过剩与经济高速发展长期并存问题、13亿人口的城镇化问题、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传统工业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协调发展问题、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条件下的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等等，都急盼有切实的研究。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经济学家们扎扎实实地深入实际和了解国情。
总的来说，中国逻辑、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中文版，也不是“中学为体”的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杂拌，而是严格地基于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并在它之上建立起的一套真正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我认为，这种愿望并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想，而是对经济现象认真思索的结果，也是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发自内心的期盼。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