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松绘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从国际经验看，以内需为主是大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提出“大国内生能力”概念，用以深刻理解大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并为推动经济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大国内生能力”的概念及内涵

　　所谓“大国内生能力”，即在超大规模的国家里，由于具有资源丰富和市场范围广阔的优势，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较好地推动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大国内生能力”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揭示了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认为广阔的市场为分工和专业化创造条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遵循亚当·斯密的思路，西蒙·库兹涅茨分析了大国的经济增长机制，认为对于这些大国来说，国内市场及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霍利斯·钱纳里专门分析了规模效应和大国型式，认为大规模的最明显效应反映在生产型式上，是较平衡、变动较小的国内生产型式。张培刚提出了大国的“内源发展”，认为大国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也存在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在工业化初期占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罗伯特·巴罗则反向分析了小国经济，认为“如果i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而言规模很小，那么该国的资本及资产存量的积累对世界利率r（t）路径的影响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对i国而言我们就可以把r（t）路径视为外生的”。上述研究取得的成果，一是揭示了大国经济具有资源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基本优势；二是揭示了国内市场和资源条件在促进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方面的明显优势；三是揭示了大国采取外贸比重较低的内向政策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张培刚提出的“内源发展”，已经接近大国经济内生增长模式；巴罗提出的小国经济“外生”路径，则暗含了大国经济的“内生”路径。

　　“大国内生能力”概念，既不同于“内生经济增长”概念，也与“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有明显区别。“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由索洛开创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其试图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这种内生化就是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作出内生的解释，而不是对经济增长本身作出内生的解释。“企业自生能力”是由林毅夫提出，并用来解释不同类型国家企业发展能力的概念，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暗含了凡是存在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前提，但实际上只有在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发展产业和经济的国家里，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而在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里，有许多企业并不具有自生能力，它们是依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发展的。可见，这里讲的自生能力是指企业的发展能力，而不是国家的发展能力。“大国内生能力”则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机制作出解释，认为超大规模国家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一种内生的发展能力，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基于“大国内生能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看，资源和需求是基本的驱动因素，也是影响增长模式的基本要素。资源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需求要素则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般来说，任何国家为实现经济增长，既要利用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又要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即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但是，不同类型的国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大国往往采取以国内资源和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内生增长模式；小国往往采取以国外资源和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外生增长模式。

　　事实上，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数量和质量是影响该国工业发展速度和形式的主要因素，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大国，应该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市场需求是生产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消费需求和市场广阔的大国，应该利用本国的市场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大国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充裕，加上市场潜力大的特征，决定了它通常采取内生型模式。这种内生型模式，依靠大国的国内资源构建产业体系和形成规模经济，依靠大国的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发展和形成规模经济，实际上就是基于“大国内生能力”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它不仅为美国赢得了长期的持续发展，而且对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新兴大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借鉴美国经验构建以内需主导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

　　“大国内生能力”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模式及其政策导向，它同国家规模有着紧密联系。大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大国经济发展主要采取内源发展和内需主导的模式；大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则要同大国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相适应。这些都与基于“大国内生能力”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度一致。

　　我们在分析大国发展战略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拷问：中国和印度等大国曾经有“文明古国”的荣耀，也有过古代的经济繁荣，但近代以后却在经济上落伍了，这是为什么？“大国内生能力”理论具有解释这个难题的逻辑能力：在封闭的世界经济体系里，大国的资源和市场可以形成推动经济繁荣的内在机制；但是，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里，小国可以通过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来弥补自身的缺陷，如果大国仍然采取闭关锁国战略则会丧失自身的优势。中国由兴而衰的发展历程正好证实了这种机理的作用：在封闭的古代社会，中国凭借大国优势赢得了经济繁荣；在世界大势变化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却视而不见，闭关自守，拒绝融入国际经济潮流，没有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导致其在短时间里就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上的封锁迫使我们实行内向政策。经历了长期的封闭后，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逐渐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从而给中国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赢得了30多年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塑造了令人瞩目的“东方奇迹”。

　　我们在分析大国发展战略的时候，还会遇到另一种拷问：遵循“大国内生能力”原理，大国应该采取内向政策，但为何中国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后才实现经济崛起的？前面对于大国经济发展机制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经济转型期的发展战略转变问题：通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并积极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我们赢得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过分依赖出口导向战略，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减少和国民福利下降，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国际贸易摩擦。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在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前提下，要相应地实现发展战略转变。那便是，要更加注重依靠大国的资源禀赋培育重点产业，依靠大国的国内市场培育产业竞争力和自主生产体系。为此，应当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转变，逐渐在内需和外需、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结构转换，使中国经济的大国效应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体现。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首席专家）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