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资治通鉴》、司马光画像

　　通观一部《资治通鉴》可以发现，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并以“臣光曰”形式的议论，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总结。这些原则是他站在治国理政高度上对用人之道的总结，是对历史的总结。

　　■“德者，才之帅也”：只能以德统才，不可以才胜德

　　《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司马光为了论述其关于用人标准的理论，在叙述三家分晋的事件之后，追述了五十年前三家灭智伯之事，并由此引发了一段长篇的关于才德关系的议论。

　　原本是智家的势力最大，为什么没多长时间就被赵家消灭了呢？司马光通过鲜明的对比，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智伯之所以亡，关键是“才胜德也”，智氏在选接班人的时候，过于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司马光接着对才和德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定义，“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聪，是聪明睿智；察，是精明细致；强，是强大健壮；毅，是果敢坚毅。这些方面是由人的才所带来的品格，或者说是才的具体表现。而德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正、直、中、和。这四个字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有着特别丰富的内涵，也是司马光强调的用人标准的核心。正对应的是邪，强调的是纯正、正派、正大光明，它的反面是自私、贪求、歪门邪道；直对应的是曲，强调的是公道、合理、诚实不欺，它的反面是虚伪、狡猾、阴谋诡计；中对应的是偏，强调的是守常、折衷、不偏不倚，它的反面是多变、极端、厚此薄彼；和对应的是争，强调的是协调、均衡、和而不同，它的反面是狭隘、排他、你死我活。在司马光看来，才和德的高下轻重，昭然若揭。在二者关系中，只能以德统才，不可以才胜德。司马光接着按照才德之有无及其相胜关系，分人群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至于取人之术，则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马光出于现实感慨而发的这一番愤激之语，无疑将复杂的人性与才性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不过，德才兼备、以德统才，却一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选官用人原则的主流。

　　唐文宗太和八年，面对牛李党争的困局，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在司马光看来，这是唐文宗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他批评唐文宗总想在臣僚之间搞平衡，发生争端的时候，不问对错，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明明知道对错，也不敢表明态度，支持正直公忠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