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之以众，取之以公”：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选官与用人，除了讲究原则，还需要有制度的保证。到司马光的时代，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完备到出现了新的困局。一个人能否做官，能够做什么级别的官，不是哪个人可以说了算的，而是通过严格的资历体系各项指标的计算得出来的。这个资历体系，由出身、任职经历、考绩、举主、年资等等因素构成，而且都是有档案可查的。用苏轼的话说，“今举于礼部者，皆用糊名易书之法，选于吏部者，皆用长守不易之格”。所以，他提出了任人与任法的两难抉择问题，“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并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中？”（苏轼《私试策问·人与法并用》）简言之，苏轼的问题在于，选官用人的过程中，如何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司马光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苏轼之问”，却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唐代中期宰相崔祐甫用人之时，间接提供了一个答案。由于德宗皇帝居丧，崔祐甫获得了特别的授权，面对前任宰相常衮积压的大量人事安排，他放开手脚，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就安排提拔了八百来人。德宗皇帝对他说：“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崔祐甫回答：“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不认识的人自然无法知道其才能德行如何了。德宗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君臣之间的这段对话，涉及到苏轼说的任人与任法的问题，崔祐甫的做法是任人而不任法，凭着皇帝的信任，本着一颗公心，在自己认识的人中大胆提拔任用。

　　司马光并不认同崔祐甫的做法，仅凭一人之力，熟识的人总是有限的，即使完全出于公心，也不可能没有遗漏。他提出的办法是，“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这是司马光有关选官用人问题论述中最切近制度设计的议论，也是对“苏轼之问”最接近出口的一个回答，这样做既不陷于人情干扰，又可免于越来越繁密的规则的束缚。但是，这个议论毕竟还是停留在理念上，在制度设计中如何做到“举之以众，取之以公”，这就不是生活在遥远北宋时代的司马光和苏轼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