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器识而后才艺”：推崇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

　　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的德还体现在器识上。一个具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器识宏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别强调器识。在记唐代儒将裴行俭去世时，司马光又追述其担任吏部侍郎时“有知人之鉴”，通过裴行俭对包括“初唐四杰”在内的几位年轻士子发展前途的判断并得到应验的事例，突出表达了“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的观点。尽管裴行俭的所谓“知人之鉴”难免主观武断之嫌，甚至对“四杰”的这一段负面评价是否出自裴行俭也受到质疑，但司马光对裴行俭的称颂，以及对“先器识而后才艺”用人原则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

　　司马光看重器识，还体现在他对唐玄宗朝被人们称为“伴食宰相”的卢怀慎的态度上。因为自己的同僚是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气场强大，才能突出，所以遇到事情，卢怀慎都推给姚崇去拿主意，只是每天和姚崇一起吃工作餐。司马光记此事为：“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接着就为卢怀慎辩解，“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司马光并不认为卢怀慎是吃饭不干事的宰相，而是有气度有容量的贤臣，是符合其“正直中和”标准的有德之人。他因此提出了同僚关系中的两种不良倾向，“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媢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

　　在司马光看来，实行集体宰相制的情况下，如果和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同僚共事，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顾国家安危、不讲原则地附和他，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这种人是应该批判的罪人。如果和你同僚的是贤者智者，你非要与其一争高下，甚至不惜采取阴谋手段，对其进行扰乱、诋毁，以达到分其权、窃其名的目的，这同样也是历史的罪人。司马光为卢怀慎辩解，强调的是，谦退也是一种气量和器识，推功于贤智之人以维持一个团结协作的领导班子，而不是处处去出风头抢角色，因此而被人们不冷不热地讥讽一句“伴食宰相”，这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