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从今天开始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深入探讨。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此次调整备受瞩目。如何看待之前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将沿怎样的思路继续推进？本报对话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上次改革提供了三个方面的经验

　　记者：为什么要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汪玉凯：我们的政府架构过去受苏联计划经济影响，基本思路就是“条条专政，部门管理”。有一个事儿，就要设一个部委，所以导致部门林立。比如建国后机械工业部曾经同时设过九个部，没法叫名字就排号，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管常规机械的、管武器的、管导弹的……1982年最早改革之前，国务院设了100个部委，数量非常大。

　　这么多的部门在管理过程中，免不了发生职能交叉和重叠，尤其市场化以后受利益驱动，更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一项决策出台极慢，每个部门都要在上面“签字画押”，一看这个决策对我的部门不利，就据理力争坚决抵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我让你一马，你让我一马”，各个部门的利益被保护了，但国家的利益受损了，行政效率降低了。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使决策、执行、监管相对分离，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减少部门机构数量，大大降低行政管理成本；避免政府职能交叉、重叠引发的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防止部门之间沟通难、协调难。

　　记者：如何评价过去五年的改革成效与经验？

　　汪玉凯：2008年首先在国务院推出5个大部：工业与信息化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一年时间基本就完成了组织形态上的整合。从2009年开始，在地方推进机构改革，多数都是按照五个大部进行相应的“对口”。

　　就国务院来讲，五个大部从形态上整合了，但也还有一些问题。例如交通运输部，整合了国家邮政局、国家民航总局，铁道部没进来。但还是有三条经验值得总结：通过这次机构改革的实施，整合了政府的权力和职能，理顺了政府内部一些重要关系；通过改革，减少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建立起了一些比较明确的政府职能体系。

　　记者：也有地方出现了具有独创性的举措。

　　汪玉凯：杭州富阳市的机构改革，我认为完全是他们独创的，总体思路是“神变形不变”。在传统的政府机构上面，把各部门中的相同相近职能梳理出来，设立了15个“半虚化”的专委会。副市长兼专委会主任，相关局的局长是专委会成员，没有增加编制。运行机制完全变了，但政府机构一个都没撤销。

　　广东佛山的顺德区，原来党政41个机构，2009年改革中撤并成16个，党委6个，政府10个。我概括的三句话是：党政统筹的组织架构——党委6个部门没有一个是独立存在的，都和政府业务相近的部门整合到一起。两个牌子，甚至三个牌子一套人马。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决策上移，强调科学民主；执行下移，强调效率；监督外移，强调独立。形成党政高效一体的运转机制，大大减少部门之间扯皮、推诿，降低行政成本。顺德的改革当时被视作“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