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现代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梦想。但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让世人看到，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现代化之后仍然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借鉴和教训？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尚无西式现代化成功的先例

　　本报记者李小佳（以下简称记者）：在讨论现代化时，人们总是绕不开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然而，如何看待别人走过的路和走好自己的路之间的关系，却仍是思想理论界纷争颇大的焦点。有照搬说，有国情说，也有扬弃说，还有超越说。十八大之后，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追求“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宣示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对人类制度文明作出新的创设贡献的决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澄清别人的路和自己的路之间的一些模糊认识，也就显得越来越有必要了。

　　温铁军：超越西式现代化的制度类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实很难。但必须坚定信念，因为中国客观上不可能照搬西式现代化的制度经验。

　　首先，我们在人口超过一个亿以上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西式现代化成功的经验。

　　以往一般都认为，西方从资源经济到资本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主要得益的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受此影响，很多人认为只有在这“四化”方面有所突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才能解决。多年以来，我先后去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做调查研究，如墨西哥、巴西、印度和印尼等，见到的情况却与此相反。

　　墨西哥人口约有1.3亿，紧邻美国，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国高。墨西哥在拉美金融危机爆发前，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比我国早期设想的全面小康要达到的人均水平还多。但墨西哥仍有高达34%的贫困率。大量农村土地弃耕撂荒，流动人口转移到城市形成贫民窟，越是大城市贫民窟规模就越大。巴西面积跟中国差不多，人口仅1.9亿，是世界上人均可耕地面积最大、农业资源最好的国家。但十年前巴西劳工党竞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许诺“只要我当总统，一年之内消除饥饿”。农业规模世界第一的巴西，也出现全国性的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组织起来去占领闲置土地的示威运动，政府为了解决贫民的饥饿还成立了推进土改和鼓励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部门。

　　这些已经走上了西式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无论私有化、自由化程度，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比中国走得要远得多；从制度上看，确实都比中国要“现代化”得多，但其社会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不但没有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某些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甚至比我国更复杂、更尖锐。这种西式现代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遭遇，说明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是有问题的，并不具有普适性。

　　其次，照搬西方制度的客观前提不具备。

　　回顾西方主要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发现，西式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殖民化为手段的资本形成和资本扩张的数百年过程。所以，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时，特别是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时，必须认真思考西方话语环境中的 “现代化”的经验过程及其所总结出的西方话语，是否是一套符合科学的客观解释。所谓科学，不外乎是一个可以在同样条件下被复制的结果。那么，这种具有鲜明殖民色彩的西方经验可被别的后发国家重复吗？如果不具备同样条件而不可重复，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直接就把那一套东西搬过来呢？

　　此外，今天欧美很多学术流派中，如后现代理论、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也都对西方国家当下的现代化提出了深刻质疑。这种内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反思之兴起，也值得想要照搬西式现代化道路的人士深思。

　　西语不足以解释中国成就，更不足以预测中国未来

　　记者：其实，不照搬西式现代化的背后，还存在一个不能简单用西方话语或理论来解释和评价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拿舶来的一套学术概念和词汇来解释中国故事，或是试图将中国本土的问题生塞硬套地纳入留洋带回的“体系”中去分析，似乎正是在部分学界人士那里备受推崇的研究方法？

　　温铁军：确实如此。不照搬西式现代化与不简单套用西方主流理论，就像是孪生兄妹。假如不能做到后者，也很难完全避免前者的蛊惑。这是因为，西方现代化道路，客观上正是形成西方话语环境中被“现代化”理论所漂白了的经验过程。那么，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就不能仅是将这些话语拿过来用，而不去仔细考虑这一套话语是如何在漂白中形成的。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套话语进行解构和还原。

　　换句话说，如果把所谓“现代化”作为一个科学理念拿过来，那对于西方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包括“殖民化”、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就应该看作是一个通过科学实验予以证明的过程，且这个实验结果还应该被反复验证。可事实恰恰对西式现代化“证伪”，这个过程不仅不可再现，也不能被现代文明伦理所容忍。通过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进行回溯可以发现，必须对西方话语中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重新认识，至少要明白，伴随着西式现代化经验过程而形成的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更难以套用到中国，不仅不足以解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各种成绩，更不足以用来预测中国的未来。总之，不能搬过来一套概念，直接就成为我们的话语解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的多种争论自相矛盾，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大多属于当代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范畴。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对于中国历史经验过程和现实国情的全面了解，更难以做到理论逻辑与经验逻辑的起点一致。而只有当我们直面中国现实，深入客观地观察、分析、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才可能找到对中国未来发展真正有解释能力的科学体系。也是在此意义上，能否避免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能否避免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正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当前，强调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强调中国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应该有更多自主性，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提出的。

　　现代化或现代性，是一个大课题。我对现代化的认识现在还只能处在多国调查和比较研究所形成的感性认识阶段。但我们对于西式现代化及其话语，必须具有一些质疑和反思能力。在“拿来”之前，得先做“解构”。这种自主思考能力，对年轻的一代尤为可贵。年轻人对从书本上、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可能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省意识，等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所感受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东西不一样，到那时也可能就会进行痛苦的反思。与其如此，那还不如先把我们这几代人经历的东西、已经能够反思的东西先做出来，然后告诉年轻人，让他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以免重复走弯路。当然，我们对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应该兼收并蓄——反思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指当我们要使用一个既有的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

　　全球都走西式现代化之路，需要耗尽几个地球资源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国家建设方面，我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面对着不少问题。如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彻底转变、大量资源能源消耗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

　　温铁军：西式现代化模式有种种弊端，如殖民扩张、社会不公等，但环境破坏和对地球资源的极大消耗应该是最大的代价。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按美国方式实现现代化需要5个地球，按英国的方式需要3.4个地球，按照阿根廷现在的现代化程度则需要1.7个地球。如果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想追求西式现代化，这个世界的资源和能源都是不可能支撑的。所以，这也是西方话语自我鼓吹的最大自相矛盾之处。

　　就我国而言，旧发展观曾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答案，日益增长的生产和消费是现代化的动力和目标，而经济发展又被简单地约化为GDP增长。尽管物质增长和经济繁荣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础，但越来越多的情况说明，并非经济增长了，其他方面的建设就一定会同步跟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以“GDP增长”和以单纯“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现代化，是一种不厚道的发展。因为它既非以人为本，也是漠视生态环境的。

　　近些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去年进一步提出“美丽中国”等，很大程度上正体现出我们决心要从根本上转变陈旧的生产、消费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美丽中国”的提出，赋予生态文明内在具有的多样化以关键内涵，这就在于从科学发展的视角出发，通过生态文明引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形成五大建设的有机统一。同时，其价值又不止于此：“美丽中国”还意味着中国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上曾经历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再转移”的教训，而是从生态文明出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道路在深刻反思的同时提出更高要求。从当前国家战略调整的需求看，它与西式的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更强调建构一种把环境和民生放在首位的、厚道包容的新发展观。

　　论点集萃

　　稳定有序不等于民主政治的进步

　　刘红凛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月下撰文提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政治稳定有序并不等于民主进步与政治发展。因为从根本上看，秩序意味着服从，如果一个执政党或政府能成功地使它自己得到人民的服从，就可以说做到了政治有序。但秩序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消极的有序属于僵化，会阻碍社会进步；比较而言，进步则意味着改进，意味着向比现状较好的状态前进，意味着积极的有序。对人类民主进步与政治发展而言，不仅在于要形成规则生活、维护既有的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更在于能突破固定的制度与习惯，实现更高层面的有序发展。

　　民生与民主建设是化解民粹之道

　　李海青在2013年2月4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民粹倾向在不断积聚与蔓延，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是不利的。要想化解民粹，必须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让民众的意愿与声音进入体制之内，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制度化维护与救济。当然，有民主未必无民粹。对于民粹倾向的化解来说，民生与民主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动，不可或缺。如果没有民主的积极推进，单纯的民生有可能变质为由上到下施与的恩惠，既无法保证持久，也无法保证民众的有效认同；如果没有民生的切实改善，单纯的民主难免沦为形式化的规则游戏，或者被操控利用，或者民众冷漠拒斥。因此，在改善民生中推进民主，在推进民主中改善民生，是社会发展的应然逻辑。

　　调结构力戒政府“好事做过头”

　　金碚在《求是》2013年第4期撰文强调，现阶段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定要力戒政府“好事做过头”现象。前几年，一些地区以平推增长的方式，高强度补贴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事实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核心技术突破，完善制度建设，培育新兴市场。由于新兴产业的特点之一是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和投资的高风险性，政府不能主观地认定具体新兴产业未来的主流技术路线，就采取强力补贴方式扩展生产能力，而要科学认识和判断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允许企业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选择和优化技术路线。就此而言，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力度必须适当，不可急于求成，矫枉过正。

　　新一轮改革突破口在于权利配置

　　李佐军在2013年1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撰文呼吁，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选择应是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其基本方向是限制公权、增加民权，减少管制权、增加自由权，消除特权、维护平等权。一是政府改革，即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增加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责任。二是企业改革，要推动国有企业专注于公共产品生产，削减垄断企业的特权，增加国企利润的上缴。三是对公民“还权、增利、担责”，赋予居民应有的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同时通过税费制度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增加工资收入、财产收入和福利保障待遇等。此外，按照责权利对称原则，要求公民承担应负的纳税、遵纪守法、诚信等社会责任。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