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把握好集体与个体、集权与民主、封闭与开放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才会有坚实的支撑。

　　2012年11月，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一时间，这个“中国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早在新千年之初，江泽民就讲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胡锦涛也曾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讲话中，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坚定不移”；而习近平则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联系在一起。

　　较之目标和任务，“梦”更有画面感，更能激起人内心的憧憬和行动。与许多国家用宗教信仰去营造另一个世界的“梦境”不同，中国人对“彼岸世界”考虑不多，更多关注现实的“此岸世界”，诉诸现实世界去寻找活着的意义。这就需要用一个梦想去整合不同国人的共同价值观。一个好的梦想总是可以凝神聚力，特别是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用一个梦去最大限度地表达国民的共同认同，对国家、对个人都有积极意义。

　　从积极进取的角度看，讨论“中国梦”要比讨论“中国模式”有价值。且不论有没有所谓“中国模式”，相对于“中国模式”对过去成就的沾沾自喜和对外输出发展模式的骄傲自满，“中国梦”至少是面向未来的，意味着完善、改进和提高。而这种不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虚荣所迷惑的心态，对国人保持清醒、实干兴邦更有价值。

　　“中国梦”的现实意义

　　“梦”因人而异，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符合所有人要求的“中国梦”。但不管怎样，多数国人认同的“中国梦”，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同时，既不应该太具象，也不能虚无缥缈。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是“中国梦”，就应该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而中华民族复兴这个“中国梦”，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角度看均具有积极意义。原因有三：

　　其一，民族复兴源于中国历史中很强的文化共同体传统。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总体上保持了大一统格局，由此也强化了国家和天下的观念。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核心资源，主要来自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入世，追求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以实现群体共同利益。宋明理学所崇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足点在内，着眼点在外，其衡量历史地位的标准还是看为共同体作出的贡献。而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情结。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将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作为个体的奋斗目标，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二，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华民族在共同抵御外敌中形成的宝贵精神之自然延伸。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空前的危机，在抵御列强入侵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格局得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从根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但过去外敌入侵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心理创痛依然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族复兴是民族图存、民族独立、民族自强之后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因为与中华民族近代悲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自然生发出一种力量。

　　其三，民族主义是当下能整合各方力量的一种思潮。虽然各种思潮在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各执一词，但在对外捍卫国家利益上，还是很容易达成一致。此外，与其他思潮的大不同之处在于，民族主义不依赖繁琐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因此容易得到各阶层的认同。

　　虽然基于民族主义生长出的梦想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但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却绝不能片面，特别是不能用极端民族主义的东西来曲解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笔者认为，只有在把握好集体与个体、集权与民主、封闭与开放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才会有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