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因在于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这将造成经济增长不能长期持续。因此，能否成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能否针对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对症下药。笔者认为，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这些年，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2010年，居民消费率降到33.8%，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远低于美国的87.7%、欧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居民的净储蓄率却不断上升，2010年城镇居民净储蓄率为11.1%，远高于美国的5.3%，日本的2.7%，韩国的2.8%。

　　储蓄是投资的基础，决定投资资金的供给并最终决定投资规模的上限，高储蓄率必定导致高投资率。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会导致投资的高速增长，造成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这又必然要求保持巨额的外贸出超，以消化高投资所带来的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过高的投资也带来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等问题。因此高储蓄率才是当前经济结构呈现“内需不足、高投资、高顺差”的直接原因。要解决结构失衡，必须解决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

　　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又源于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平等。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递减，因此收入分配会影响经济中的储蓄率，如果经济中贫富差距拉大，储蓄率将上升。在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比例的失当，政府收入增长速度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其次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资源性和垄断性收入分配的失当；最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逻辑关系：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国内消费不足，造成我国的高储蓄率，从而导致高投资率，再推向高出口率。故要解决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失衡问题，必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收入分配改革。

　　经济结构的失衡具体表现在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技术结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都与收入分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