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庭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公车私用”的话题持续发酵。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微博晒车牌号，主动要求公众监督引围观；广州南沙区城管分局值班队员开执法车到农庄用餐，经网络曝光后被停职；湖北钟祥一财管所长开公车上坟，遭网友曝光后被免去职务……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公车私用”现象却很难刹车，由此带来的浪费和腐败更是触目惊心。

　　治理“公车私用”有什么好办法呢？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二里沟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栾松巍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统一管理和群众监督。这个建议在微博上被网友一次一次地推介和转发，并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可和力挺。其实，栾松巍的建议也不算是首创，早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崇富就建议“公车应使用不同颜色的牌照以示区分”。此外，还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过“给公车喷上特殊颜色或者标志”的建议。无论是统一牌照，还是统一颜色，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一眼就认出“公车”来。

　　梳理各地治理“公车私用”的办法，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直接取消公车，发放货币补贴，本以为是釜底抽薪之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多地都出现了“公车贱卖，车补贼肥”的车改结果；二类是给公车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这种内部监督模式没有也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反而容易陷入“集体公车私用”的窘境；三类是贴上统一的标志，实行统一入库、统一保险，不足之处是统一标志很容易被擦洗或者撕毁，现实情况是“在当地根本难以有效地执行”。比较会发现，发放车补容易造成新的浪费和腐败，安装GPS只不过是强化内部监督的手段，统一标示则迈出了外部监督的关键一步。

　　众所周知，缺乏有效监督是造成当前“公车私用”泛滥的重要原因。倘若只有内部监督没有外部监督，将注定不会实现有效监督。因此，治理“公车私用”关键就是引入外部监督，走群众路线，依托人民群众的力量。但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让群众轻易就能辨识出“公车”来。白牌车、O牌车等自然一目了然，但那些标识不明显或根本没标识的呢？辨认那些被明目张胆私用的公车简单，而寻出隐蔽的“公车私用”却很难。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栾松巍的建议确实是个好建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提高了公车使用的透明度。

　　但是，好建议为什么没被采纳呢？窃以为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现有公车数量多得惊人，全部标识公布出来，难逃公众的批评和质疑，索性就这样“秘密”下去了；二是自我革命的难度太大，很少有公权机构和官员会主动放弃手中的特权，不如享受一天特权是一天。事实上，民间的呼声建议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公车私用”现象泛滥背后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公车在支撑。正如官员中的“深喉”所言，“10年前他们单位只有五六辆车，现在已经翻了好几倍，还在变着法儿买新车。”说到底，还是因为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难免容易滋长“车轮上的腐败”，甚至是不腐败还会被逆淘汰掉。

　　小学生的智慧，不要假装不懂。我们不仅要依靠权力的内部制约、自我克制实现公车治理的善治，更要善于利用公众监督这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渠道。期待栾松巍小朋友“让公车挂红牌”的建议能够被政府采纳，最终走出一条治理“公车私用”的群众路线。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