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题，把历史、现实和未来串联起来，回顾过去五年和十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做的工作，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夺取新胜利的基本经验，确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部署今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和改革的任务，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历史使命。学习十八大精神，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以“道路自信”为题，谈一些心得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是我们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党举起这面旗帜，向全社会昭示：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就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论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实现形态，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以来，就具有学说、运动、制度三种含义或三种实现形态。它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是一种运动，是一种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制度而诞生的学说和运动。在这三种实现形态中，“运动”是一种实践，既是“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石；而“学说”是“运动”及其要实现的“制度”的理论指南；“制度”是创立“学说”、推进“运动”的目的和归宿。

　　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体现着无产阶级自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存有无产阶级怎样把握好社会主义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即“道路”选择的问题。1843年9月，马克思在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述及工人运动内部思想混乱时说，看来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1844年10月初，恩格斯在巴门给马克思写的信中也说：“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探索。”恩格斯还深刻地指出：“如果把道路指给他们该多好！”他在信的结尾对马克思说：“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今天就要重新开始写作。”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革命学说，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特别是为了解决工人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向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指明道路”。换句话说，讨论“运动”问题，必定会涉及“道路”问题。

　　与诞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国家不同，在中国，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更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找到符合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实际的正确道路。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无论是当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革命，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探索。”

　　回顾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既坚持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又反对“本本主义”，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可以注意到两点：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更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和制度创新过程。另一点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在先，道路的探索在先，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在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推进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也有学说、运动（实践）、制度三种实现形态，但是它的次序有特殊性：一是实践（道路）形态，二是理论形态，三是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实践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当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时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意味着在理论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就意味着在制度上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实现形态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