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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坚定道路自信
李君如
2013年02月18日14:12   来源: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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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中国的道路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之中发展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同时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还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抑或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党的路线破题,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党的政治路线;三是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在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基础上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组织路线。在此基础上,以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重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那么,在实践中我们是怎样探索并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历史告诉我们,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探索有两个起点: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二是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强调不够,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国农村区域广大、农民人口众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作为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受到很多束缚;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贫困也主要体现在农民贫穷上。因此,农村的改革牵动全局,影响深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原有的农村经济,总体上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态,农村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还不完全是现代社会化的生产力。而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我国的生产力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包括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力,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艰苦奋斗逐步达到,也可以通过借鉴、利用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方式和经验来实现。因此,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0月就提出:“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后来又提出利用外资的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即在对外开放中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思路的创新意义和历史贡献,直到现在才被充分认识,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这仅仅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辅助手段。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路,首先体现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创办上。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决定将这四个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邓小平同志把这些特区看作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同时看作是一个“基地”,现代经济发展的基地、培养人才的基地。实践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试验是成功的。因此,从实践上考察邓小平同志的探索过程,创办四个经济特区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领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两个起点,是实践的起点,影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历史特点:

  其一,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改革起步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央决定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的时候,也就是开始全面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标志着我们的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这一科学结论的鲜明特点,是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要敢于承认落后,不能重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错误。但是,承认落后不要固守落后,要善于改变落后。因此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且提出要改革、要发展。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就包含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和改革发展两方面的意义。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及经验,首先要认识到,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伟大实践的极其重要的历史特点。

  其二,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兴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始,我们相继开放了沿海十四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一步一步走上了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开放与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特别是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同志作出对外开放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是因为实现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看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可能和条件。他在1978年9月最初提出对外开放问题的时候就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确实,从上世纪70年代起,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显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抓住了这个难得机遇,抓住了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点,但是,9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反全球化的潮流,并不断发展。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开幕,会场外来自世界各地的4万名反全球化人士集会抗议,与警察发生冲突。这起抗议事件标志着世界范围反全球化序幕已经拉开。现在,有两个世界性论坛在对抗:一个是总部设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1971年成立),是经济全球化声音比较集中的场所;另一个是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2001年成立),是集中反映反全球化要求的场所。这就给我们党出了一个难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参与反全球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加剧着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方面的竞争,也加剧着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因此,我们作出了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抉择。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到江泽民同志决策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走出了一条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由于这条道路是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达到互利、双赢,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集团对抗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又被称为“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特点。

  研究上述两个历史特点,就要如胡锦涛同志所多次强调的,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改革开放的这些生动实践,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概括,完善和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十一届六中全会在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时,首次对我国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现代化建设的步骤和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正确处理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概括,并且明确指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

  在这样深刻的拨乱反正和创造性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开始思考中国究竟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基本问题。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后召开的第一个党代表大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来自于实践的“基本结论”。这意味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了一个科学的方向和目标。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报告的主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路,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同志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责编:赵晶、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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