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张晖明 1956年7月生，江苏南通人。现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科学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企业理论与实践、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国有资产管理等。主持省部以上科研项目十多项，获省部以上科研奖七项，著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 《现代企业产权理论剖析》、《国有资本存量结构调整研究》、《企业技术进步与跨越式发展》、《公司制与国有企业再生》等；在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创新和转型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结合国资国企改革，很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让国资国企在创新转型中发挥应有作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需要明确，国资国企改革已经做了哪些事情、效果如何以及对改革的评价如何。

国资国企改革层层深入

效果总体上说是不错的，集中表现在央企的利润大幅增长，上缴财政的数量大幅增加。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困难和问题免不了，如何应对和处置？这里就有一个态度问题，一个对市场深化和市场规范的信心问题，一个对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问题。

总体来看，30多年来国资国企改革经过了几个阶段：从“放权让利”到推行“承包制”，再到提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公司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一个基本路径，效果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碰到过很多问题。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出现过对企业管理隶属关系的 “上收下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于企业活力不足问题试图加以改进的尝试。但是，尽管一些企业从原来的中央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下放给了地方，但企业作为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而1978年底开始的这一轮改革，恰恰是抓住了体制构造的基本主体矛盾，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所以，这一轮改革在体制构造意义上，还原了企业作为体制构造微观主体的身份，大大增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我把围绕增强企业活力所推进的改革概括为三大阶段，即从“搞活企业”到“搞活国有经济”再到 “搞活国有资本”，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搞活企业”，着眼的是一个个企业的组织形态，但是在竞争环境下，每个企业可能由于组织规模、技术能力、经营水平等问题，有的有活力，有的可能会被淘汰，因此，这个提法是不到位的。我们认识到，企业背后的问题是一个所有制关系问题，是产权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开始关注经济成分形式与市场之间的相融性问题，进一步提出“搞活国有经济”。但是，国有经济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它所回答的是所有制关系、经济成分关系问题。而就国有经济搞国有经济，实际上也很难搞活，因为改革实践已经开放了所有制关系，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大量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与国有经济相互竞争。如何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就国有制论国有制，难以形成融合竞争局面，因此改革再向前推进就是“搞活国有资本”。

改革推进到2003年，明确了国有资本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于是成立了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特设机构，专门监管中央企业经营性国有资产，并且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归纳起来，解决了六件事：第一，缩短战线，就是适当收缩国有资产配置的范围，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从一些中小企业中退出来；第二，减少层级，就是改变传统体制下国有资产配置中的投资关系和行政管理层级过多的问题；第三，调整央企规模数量，适当归并同业务类型企业；第四，突出主业，优化资本结构和经营结构，提升企业的生存竞争能力和资本回报能力；第五，优化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组建央企董事会、监事会，向央企派驻专职监事；第六，在国际上寻找机会，改变国有资本运营配置的市场指向。尽管中央国资委与地方国资委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是中央国资委的决策直接影响了地方对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方向和内容。

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效果总体上说是不错的，集中表现在央企的利润大幅增长，上缴财政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是，人们会追问，这个高效率来自哪里？是不是因为不愿意让民营企业进入参与竞争、定价不合理，或是因为行政保护的垄断所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分析判断视角的差异。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用钢铁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过程来加以解剖。为什么民营企业总想进入钢铁行业？用市场的眼光来评价，不难看出，一定是该行业有高利润存在，民营资本才会趋之若鹜地要挤进去。前段时间大家对“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讨论比较多，其实，这两个提法不是严格的理论术语，而是一种对经济生活的现象性的表述。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早就提出 “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展开阐述，就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日常工作中，我们总是会将理论性较强的表述转换成群众易于理解的提法，当时的改革主要是收缩国有资产配置的战线，较多的是国资的退出，因此被概括为“国退民进”。今天因为人们特别盯住 “山西小煤窑的政府全面回购”和“山东钢铁重组”等事件，就又说是“国进民退”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简单的国资进退的问题，其背后，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政府自身应该如何定位。

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困难和问题免不了，如何应对和处置？这里就有一个态度问题，一个对市场深化和市场规范的信心问题，一个对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生活现象，我觉得确实存在着一种思想倾向：一碰到市场出现什么问题，就又回到还是由政府出面来做，由政府指定国企来做。其背后还是一个思维定势：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由政府包下来，由国企出面承担应对危机责任。这是与发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的改革取向相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