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发展中的挑战和应对

在新一轮转型发展中，国资国企还是要发挥引领作用，要清醒认识改革遇到的挑战和问题，进一步调整国有资产的配置管理方式，进一步推进整体上市，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打破传统的政绩思维，整合资源、走向协同。

借用波特教授的理论，发展驱动存在四个阶段，即资源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此前上海30多年快速发展主要的推动力量是资源和投资推动，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表现为企业“退二进三”。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将企业的土地批租，改变了土地资源的使用指向。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评价中，国有企业把原来的土地批租了，原来不在资产账面上的土地资产现在翻到账面上来了，因此，对于实际的既有资产的经营绩效评价需要剔除土地资产价值贴现部分，才能更好地对资产的保值增值作准确的分析判断。

现如今，上海新一轮发展所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表现为可批租的土地不多了，地面沉降、水资源稀缺、节能减排的任务很重等。再看国资国企自身。改革开放进程中，上海经济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就是吸引外资，上海的工业产出当中50%-60%跟外资相关，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所以，在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下，外国资本整体经营的萎缩，价值出口订单的萎缩，直接影响到上海工业产出的增长能力，这也证明了现存的发展方式存在结构性问题。

此外就是政府的财力规模和增长能力问题。上海老龄化程度较之其他省市高，社会保障开支的压力大。这就进一步提出，如何配合对国有资本存量管理开展“政府理财”的问题。假如说以往的发展资金很大部分来源于土地存量资产的价值化资本化，在可批租土地数量十分吃紧的情况下，接下去面对的就是如何科学调整国有资产的存量结构问题。对于那些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可以果断选择退出变现，比如上海家化资产的“整体转让”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化妆品行业的竞争性非常强，与其国有化、国家控股，不如直接转让掉，这是国有资产的贴现性回报，对于支撑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特别需要关注的还有，如何培育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技术消化创新能力，需要有持续的投入能力。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减缓，企业经营的商务成本提高使得上海的发展后劲受到挤压。所以，今天要检讨既有的发展方式，加快创新转型，进一步调整国有资产的配置管理方式。国资改革和国企改革需要很好地配合“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打破传统的政绩思维。否则，就会表现为政府职能部门化，行为方式短期化，这不利于整个经济工作，不利于整个社会发展。

具体到国资国企在新一轮转型发展当中如何发挥作用、扮演什么角色，毫无疑问，首先是引领作用。比如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理论上战略新兴产业是一个要培育的产业，培育一个产业要有一个培育期，要有一个财政投资的铺垫期。这个铺垫期投资的成本通常情况下需要政府引领，需要由国有资本来承受。正是为了集中资本力量，发挥引领作用，既有的国有资本配置在竞争性领域可以调整退出，转而投向新兴产业领域。这就是一种国有资本配置领域转换的“政府理财”工作，把我们自己可支配的资本放在培育“税基”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工作领域。等到税基培育出来了，等到这个产业具有生存发展能力了，就可以选择退出。这就是政府在产业发展领域里的理财行为：借助于资产的流动，借助于理财的运作，来支撑社会稳定。

在企业形态上，需要进一步推进整体上市，实现存量资产的证券化。一方面是取得对存量资产贴现的市值认定，更重要的是便于退出，获取退出的灵活性权利，而且它的退出是合乎规矩的，退出的价格是客观的、外在的、公平的。

在推进整体上市的情况下，马上又碰到一个问题：整体上市后的国资归谁管理？现行的做法是由国资委直接出面持有股权，但这种做法又会导致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法规性、行政性管理职能，与市场化经营性管理职能相重叠，造成自我功能紊乱。所以，我主张学习新加坡淡马锡的经验。上海需要淡马锡式的企业，需要组建更多纯粹从事资本经营的资产管理公司。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的功能分类和治理分类，对公益性与市场性、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加以区分。现阶段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边界还难以廓清，这就是今天国有资产改革比较难处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