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说“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一个新提法，那怎样理解这个新提法？

马庆钰教授：对这个提法的理解和把握至少要注意以下几点意涵：首先，社会组织体制建设从属于社会体制建设的范畴，它与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体制建设的内容；其次，这是中央为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而提出的一个社会建设的新目标；第三，“社会组织体制”，是一个相对于我国公共权力体系和社会营利体系，对社会组织体系的角色定位，是相关角色之间关系性质的概念；第四，所谓“现代”是一个大致标准，意味着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建设要具有全球眼光和重视并参考当下的国际经验；第五，“社会组织体制”是今后社会组织管理与发展的方向，其核心应当是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和广大学者所不懈推动的社会组织“自治”，其路径是“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第六，这里面政社分开的“政”，不仅是狭隘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系统，而且还包括了所有公共权力系统的广义的“政府”，所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党委权力系统，都要按照十八大所说“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要求来找准自己的责任定位并与社会组织一道朝着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方向努力。第七，“加快形成”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也就是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以后，我国构建公共管理多元格局的条件已经具备，政府应当积极推动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建立一个制度化平台。

记者：据我们所知，国际社会都叫NGO组织，我们没有这样叫，而是叫社会组织，它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马庆钰教授：的确如记者女士所说，国际社会叫NGO的很普遍，中文叫做非政府组织，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也叫做NPO，中文叫做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学者们一开始和国际社会一样，一直称作非政府组织，但是可能因为习惯或者意识形态的作用，官方一直称其为“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人民团体”、“中介组织”等。实践中由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2004年开始，逐渐变称为“社会组织”。对社会组织比较定型的说法，是出现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个说法的产生，我认为是一种策略，主要是较容易得到各方面的接受。因为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人其中也包括少数官员，将“非政府组织”误解为“异己组织”甚至是“非法组织”的尴尬情况，而且，“非政府组织”在意义上也难以表达“非营利”的内涵。因此，将其统称为社会组织也不失为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变通办法。我国社会组织的范围，主要包括：律师、公证、会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社会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兴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基金会。实际就是包含我国三大类民间组织，即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组织。从这个范围看，社会组织，实际上和国际上使用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是同一类组织，在本质上，社会组织就是那些独立于国家政府系统和执政党系统，以社会成员的自愿参与、自我组织、自主管理为基础，以社会公益活动或者互益活动为主旨的非营利性、非政治性的一类组织。

记者：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马庆钰教授：社会组织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中间的地带。政府组织是公共组织，也是非营利性的，但它是“以强制求公益的组织”；企业是营利性的，是“是以志愿求私益的组织”；光有这两个范围是不够的，二者无法覆盖其他大量的公益和互益服务范围，因此就必须要有“以志愿求公益”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也就是我国的社会组织。从我国公众的公益性服务需求性质看，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有三个相应的服务主体，一个是行政审批可以通过服务中心和服务大厅由各个政府部门直接做；一个是教育，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通过大量的事业单位组织来提供，这在我国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还有一个是上述二者之间的大量社会服务事项，则可以由各类社会组织来提供。比如对妇女儿童的照顾、养老助残、社会救助、家政服务、慈善救济、社会矫正、安置帮教、就业服务、环境维护等。今天的我国社会，越来越朝着公共管理的方向发展，那么社会组织角色的成长就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中出现的东西，而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从过去传统的政府集中垄断性管理形式转变为政府引导并整合和吸引社会各种力量包括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我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相当于当初搞经济改革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很有意义。改革的往前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和所获得的一系列成就，将促使我国社会组织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