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评价

即使是按照达姆若什的标准，鲁迅这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文本当然是超级经典无疑，所选的《狂人日记》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罗曼·罗兰等著名作家都曾高度评价过这部名著，对它的评价并不低于俄国作家果戈理曾经发表的同名作品。《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在对鲁迅的简介中介绍了他创作《呐喊》与《彷徨》的经过后，认为到1926年后，现实问题使他放弃文学创作：

他转向杂文形式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哲学并以一种更为尖锐的方式来面对现实，他和左翼联盟的关系并非融洽，他虽然没有参加党（指中国共产党——译者注）却继续写作，并且著作等身：从杂文、诗歌、短篇小说，译文和古代近代文学论著及木刻艺术评论等。

如编者所说，鲁迅属于那些“一直甚至在过去二十年间保持地位的“主要”作家，虽然并没有明显的“普世化”。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关于鲁迅的评价并非没有争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而“新建构”学者却仍然具有史家“秉笔直书”的历史主义观念，这在西方理论家中并不多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重要文学史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鲁迅的评价，这是一种力图超越批评观念与方法甚至意识形态的差异，从跨文明的观念来研究经典的一个例子，我们用中国《易经》中的一种原则——“同异交得”——来阐释这种观念。因为“新建构论”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与见解，这就是要再现世界体系中的各种文明的文学代表类型，这样世界文学的差异与同一必然会融合创新。在这个基础上，《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应当说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自己的理解，当然不仅是对中国文学如此，对于其他文明中有争议的作家，如康拉德、奈保尔、帕慕克，甚至当代争议相当激烈的拉什迪这些作家，达姆若什都追求一种跨文明的选择，尽管由于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在这些作家的本土或是国际批评中都有差异，但是跨文明的历史与审美标准却可以穿透这种差异，达到一定程度的同一性。这种原则与我们已经出版的《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世界比较诗学史》中的见解不谋而合，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都是根据共同的历史主义原则。

当然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中国作家入选，以20世纪而论，除鲁迅外，胡适之、茅盾、巴金、老舍、郭沫若、曹禺、林语堂、张恨水、沈从文、钱锺书、丁玲、张爱玲、周立波、柳青等人很可能都具备入选资格。如果从跨文明的诗学观念来看，中国文学植根于具有三千年历史的独特文明，这种文明浇灌培养了汉字书写文学，这是世界最长久的书写方式之一，它与西方文明（也包括所谓的“非西方”文明）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新建构”学者对中国文学经典的选编，其实就是提倡一种“跨文明”，西方学者更多使用即跨越东西方文明界限的，以文学自身的历史内容与形式价值为准绳的研究。

半个多世纪前，艾略特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发表这样的获奖致辞，或可引用为此次演讲的结尾，用以阐明西方文学与“非西方”包括中国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他说道：

“我想在诗歌中，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人民，即使是一个极小的国家的少数人，得到互相理解，无论其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

与这种宏大叙事的主体想象相比，目前所实现的中国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学文选不过是尝鼎于一脔而已。然而，梧桐落一叶，天下尽知秋，它预示着可能更多的文选（包括诺顿文选等）甚至更多样化的西方文学重要奖项或是其他领域将会向“世界文学”的全面开放，当然，或许中国经典会在21世纪面临更多的风云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