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

长期以来，我们自己一直在努力宣传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新建构”这个转型使其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虽然这种变化目前不过只表现于部分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的“世界文学文选”之中，却有世界性影响。

美国文选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古代经典作品的专类选集。代表作是《哈佛古典作品》，大约从1910年起开始编纂，西方的“古典”原意是专指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本，但是后来发展中却变得范围相当广，包括了文史哲各方面的名著，从《柏拉图对话录：辩解篇、菲多篇、克利多篇》、《爱比克泰德金言录》、《马库斯·奥勒留沉思录》到《科学论文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等，涉及到“非西方”的文本相当少，除了《一千零一夜》与所谓的《圣书》中包括了东方的孔子；希伯来书、《圣经》与《佛陀、印度教、穆罕默德》等选篇之外，基本上都是西方历代名著。当然《堂吉诃德》、《神曲》、《浮士德》、《英文诗集》、《伊丽莎白时期戏剧》等传统经典是不会缺少的。所以有人说，收入的东方作品一定程度是作为“异教”的样品存在，其实折射了西方的古典意识。

第二类是以《诺顿世界名著选》为代表的文选，这是西方世界发行量最大，具有全球影响的文选，据说其历史从公元1650年就开始，可见历史是相当久远的，不过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是1956年版以后的几版。这个文选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它吸收一定的历史主义观念，古代北非的埃及与西亚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是西方地中海文明的源流，所以收入公元前20世纪到前16世纪的埃及古代诗歌和神话、公元前1600年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史诗《吉尔伽美什》等，这些作品其实是古代东方文学的起源。不过“诺顿”从不掩饰自己是以“西方传统”为主线。它的历史时代划分就是一种标志：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直到现代派，以这种历史阶段划分，凸显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念表明，世界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传播过程，是西方文学思潮的世界化。诺顿文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继承了西方经典研究传统，收入西方文化的经典作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等人的哲学与神学著作。但是其他文史哲著作收入很少，主流还是西方历代文学作品。第三类是一种文学作品的普及本，但其中也收入少量的哲学与历史作品，以《哈泼柯林斯世界读本》为代表。

统观这三类文选，共同特征都是收入一定数量的哲学与历史文本，同时坚持西方传统的主线。

概观美国“文选”后，再看“新建构”学者们对传统的改革，其意义就更明显了。新版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的“非西方”文本，包括中国、阿拉伯、印度和南美等文学名著，编者对这些进入西方的“世界文学经典”的文本分别从各自文化来源、编选标准与目的、翻译相关方面进行说明。这是其他“西方传统”为主流的文选中不曾出现的。

文选所跨越的时空维度较大，从公元前20世纪的西亚神话《巴比伦创世记》（公元前2000年前后）、《吉尔伽美什》（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21世纪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选入世界各文明体系的文本相当全。除中国唐诗宋词外，日本《源氏物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等名著全选，而且保持西方“文选”的传统，对重要的宗教人文经典也选入，如中国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正如编选者所言，体现“具体的文化特色”，当然也体现了“新建构”努力实现“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笔者粗略统计总选入一百二十余种各种文本，篇数就更多了。

从总数来看，中国作家文本相当可观，大约近十几分之一，对一部世界文学文选而言，所占成分已经不小。文选收入了中国文学九种：《诗经》十六首；《论语》一则；王维诗十一首；李白诗十一首；杜甫诗六首；白居易《长恨歌》选段；李后主词四首；李清照词四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选段一则。从选篇计，中国在东方各国中名列第一。即使与西方作家相比，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地位显著，王维、李白与莎士比亚比肩而立，莎士比亚选了十首十四行诗与《暴风雨》片段。而在西方文学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浪漫主义“六大家”中只选了布莱克、华滋华斯、济慈等每人二首诗，中国人所熟悉的拜伦、雪莱和柯勒瑞治等人则未见选入。然后，分别是俄国普希金、美国梭罗等人。将如此大的篇幅给予东方与中国作家，而对西方名家则惜墨如金，与诺顿文选的编选原则相比堪称天壤之别。其实达姆若什早就评论过《诺顿世界名著选》的编选原则：

在现代比较文学研究中，没有任何变化能比超越欧洲权力的巨匠们的杰作，那样更为引人注目了。最明显的莫过于1956年第一版《诺顿世界名著文选》中勾勒出的世界轮廓不过总数为73位作者，其中没有一位女性，而且全都是“西方传统”的作家，从古代希腊和希伯来直到现代欧洲与北美。当然作者的数目不断增加，1976年编者终于找到两页篇幅来容纳一位女作家──萨福。

达姆若什所指出的这种以西方杰作中心为中心的文选，其实代表了一种观念，即这些杰作是西方的经典，代表着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而遴选标准本身同时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

以笔者之见，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在这样有限的精选篇幅中，大大压缩了西方传统经典，而扩大东方特别是中国文本的数量，展示一种多元的世界文学史书写，自然也显示了编选者“新建构”世界文学的学术创新性。

重要的是，这种编选原则的更新其实有其理论依据，这就是文学认识论的多元文明观念取代西方文明的单一中心主义，编者将这种原则称之为“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联结，这种联结的目的是打破西方中心论，观照到世界多种文化中的文学。

不过本人也以为，如果从中国文学的传统与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而言，选本并非无懈可击，似仍有可以质疑之处：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体系，其主体的整体性与历史阶段性尚未能得到全面展现。同时入选的文体也不全，如楚辞，汉赋、宋元小说等代表性作品与作家都未能入选；以诗家而论，屈原、陶潜等人缺席；就思想源流方面也有不足，中国儒释道三教中只有儒学；结构分布方面，古代文学经典较多，而现当代文学则相对不足。但这些不足相对来看是“美中不足”，可谓瑕不掩瑜。

文选收入中国文学经典并不意味着一切，重要的是如何分析这种世界文学史视域的经典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