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说的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制度，在逐渐固化的意识情感、行为习惯、组织模式、利益格局的作用下，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它会用“入轨—循迹—适应—锁定”的逻辑，使制度自身能量不断得到放大和强化，最终将一个社会组织“套牢”。如果这是一个健康的制度，那将是组织的幸运；如果相反，那将是组织的厄运。

中国用了30年时间，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目的就是努力摆脱对一个落后制度的路径依赖。现在看来，在一些领域中，我们做到了。但在有的领域，我们还在继续受到传统意识和制度习惯的影响，以至于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又不断产生出一些更加棘手的新的不和谐。浅层次的如：人与自然相处中的不和谐；资源与人口方面的不和谐；区域发展方面的不和谐；城乡发展方面的不和谐。中层次的如：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和谐；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和谐；政府自身消费与公共财政规模不和谐；中央与地方权责能关系的不和谐；公共权力与民间权利的不和谐。深层次的如：管理实践与管理主张不和谐；政治行政体制方面的不和谐；各相关领域改革的推进不和谐；个别价值理念与普遍价值理念不和谐，等等。这一系列矛盾、尤其是中层次和深层次的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与行政改革的不和谐。在伟大思想解放旗帜的引领下，中国曾经彻底破除了经济制度领域中“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戒律，并成功开始了经济体制的重建和行政体制的创新。然而在政治管理这个领域中，却还继续延续着由传统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构成的“路径依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清规还在继续屏蔽着“纯粹为保护人的体面和尊严而存在的政治制度的普遍价值”，从而使我们还未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精华和宪政实践的宝贵成果，作出摒弃前嫌、革除成见、从善如流、海纳百川的学习和借鉴的积极反应。这不仅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也将阻碍我国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进程。

改革就如发射天宇的一枚火箭，期望它飞得高、飞得远和有持续性，就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动能供给。如果说我国的经济改革是第一级火箭，而行政改革是第二级火箭的话，那么政治改革就好比第三级火箭。过去的30年中，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已经带动中国飞入从未有过的高度，使中国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客观而论，不仅现有的改革不足以穷尽解决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矛盾和问题，尤其是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领域的问题，而且，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的成果还需要来自民主科学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的保护。否则，已获得的发展进步就有可能遭受传统政治管理的蚕食，已形成的正确方向就有可能因为旧有政治模式的裹挟而走形脱偏。鉴于此，改革领导者有必要审时度势，实行更加全面的制度改革战略，在我国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的能量和张力臻于极限的时候，及早点燃政治改革的第三级火箭，从而为中国改革的可持续性增加动能供给，争取在2020年前后，用更加民主的政治体制，“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到新世界的绿色牧场。”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