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政改革的渐进原则

包括行政改革在内的几乎所有改革都面临渐进改革或激进改革的选择。渐进改革是一种分步走的制度变迁方式，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演进特征；而激进改革也被称为“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是一种大爆炸式的跳跃性的制度变迁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转轨经济学认为,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在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的比较中各有利弊。激进改革可能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出现较大的社会震荡，从而引发较大的改革阻力，但是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转轨，则损失会迅速缩小，故其实施成本相对高而摩擦成本相对低；渐进改革在初始的阻力小，但因社会受扭曲信号引导的机会多时间长，且新旧两种体制的并行会导致社会发展代价的累计增加，故其实施成本相对低而摩擦成本相对高。

受我国原有制度、历史文化因素、人口资源以及改革经验与目标等诸多因素的约束，我国一直对渐进改革模式情有独钟。在行政改革系统内部，大家比较愿意从行政方法和行政机构入手，逐渐积累经验，然后逐步去触及机制和体制改革层面的矛盾。在改革的总体系统中，大家更是愿意从经济改革入手，愿意在行政改革上面做文章。而对于政治层面的矛盾问题，都当做敏感的地雷阵而不敢轻易涉足。目的是避免过激动作引发震荡甚至导致失败。这种策略在改革的头10年甚至是头20年，对于改革的维持和成果的获得，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再往后走，事情就起了变化。在一些容易解决的问题做完了以后，比较棘手的矛盾却迟迟不去解决，使渐进改革演化为停止不前。渐进改革是根据条件和时机来安排改革行动的先后顺序，并且保证改革能够持续不间断地循序渐进，而不是择易而进，遇难而止。这就要求中国的改革者应当深刻反思和总结在这方面的经验与不足，一方面肯定渐进改革的策略，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以“渐进”为借口来拖延改革的行为。

三、行政改革的适度原则

我国的改革是在相当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首先，发展与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改革意味着大范围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改革的每一项举措必定会引起相关者的极大关注。就改革的具体过程而言，在某个特殊的时段，改革往往会使一些人受益，同时又会使某些人损益。这在客观上容易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其次，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内，改革与发展是不平衡的，大量历史和现实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许多已有的问题和以往不曾遇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新问题相继出现。中国行政改革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比如，党的领导与政府管理的关系、行政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机构人员精减与下岗分流的关系、中央政府集中领导与地方政府自主管理的关系、政府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的关系、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的关系、政府主导管理和公民参与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且都关系改革的前途。因此必须在行政改革中贯彻好适度性原则，用这个原则来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之间的关系。

发展是目标，克服传统行政体制的弊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体制，实现政府管理和服务的现代化，是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但在发展速度的选择上，应当是循序渐进，稳步推进，避免因急躁冒进而造成改革波动；改革是动力，只有不断改革，才能破旧立新，逐步接近和达到政府管理现代化的目标。但改革的深化必须充分考虑到有关方面的承受能力，这包括自身体制的承受力、相关制度结构的承受力、被改革者的承受力、以及经济与社会运转的承受力等。要把握改革举措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并根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相机加以调整和完善。重大改革措施坚持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稳定是前提，行政发展和改革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改革就无法进行。一方面，我们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必须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各项改革，促进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发展。

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处理好的关键就是把握好“松紧适度”的原则。在发展和改革的规划与部署上，不仅要考虑需要，还要考虑可能；不仅要考虑短期效应，还要考虑到战略目标。既要考虑改革和发展，又不能忽略稳定。当改革超出承受力而影响社会稳定时，应当首先顾及稳定，同时又要反对任何以稳定为借口阻挠改革和发展的行为。从我国现有的主要倾向看，改革者需要注意的是，仍然有不少的人包括对政策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人，认识肤浅保守，思想方法僵化，以至于顾虑稳定有余而促进改革不足；考虑适度有余而推进深入不足；主张防右有余而警惕防“左”不足。如果不立足于改革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导向，所谓的“适度改革”原则有可能会变成阻挠改革的又一个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