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它决定着在一特定范围内有多少人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享受那种人所应有的一系列权利这一重大问题。研究和关注政治这一科学，主要目的显然就是为了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了使之越来越接近人类理性现已认识到的那一伦理和道德水平而不是相反。也正是追寻这一目的，本文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进行了历史的、逻辑的、全景式的观照、总结和分析，希望对其产生与存在的土壤、主要特征、发展障碍、发展目标、发展条件以及发展路径等相关问题给予尽可能客观的回答与解释。

作为一个研究角度，政治文化是伴随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来的。是阿尔蒙德于1956年8月在美国《政治学杂志》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先采用了这一提法并加以界定，此后为政治学界接受并为众多学者用以分析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多年来国外专业人士围绕政治文化概念及其方法虽见解各异，见仁见智，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是指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及其过程所大体持有的政治态度、情感、价值等方面的综合意识取向。在此框架之内，又有除阿尔蒙德等人的心理性认定以外的其它三种认识，即以伊斯顿为代表的客观性定义、以白鲁恂为代表的启发性定义和以费根和塔克为代表的综合性定义。

中国约从1987年开始出现了关于政治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在宗承原创者的基础上，也围绕政治文化概念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看法，即：政治理论、制度、心理三层面综合说；政治理论与政治心理二层面综合说；心理与行为的综合说；以及政治生活的心理说。我基本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如果将政治的所有方面泛文化化，那么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相异的界限及特色又在哪里呢？政治思想理论是外在符号性质的东西，它或可能或不一定可能成为人们内化的态度和心理；政治制度则是文化的“载体”而已，它所表现的除了外在形式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此形式所传达的政治价值。正如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纸笔砚墨而在于其神韵一样，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之物体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政治文化中的“大文化”观是值得讨论的。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

由此进一步认定，无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还是中国政治文化，三者实质上都是指中国所特有的、在过去产生、经过了历史的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活着的东西，是相对稳定地积淀在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中国政治系统和政治运作层面的依托。本著在使用这三种概念时，皆赋予其等同的涵义。

政治文化具有精神现象的一般禀性：它有模糊抽象性，这决定了人们在研究中除了采用问卷调查外，设身处地地观察体验也是相当不错的途径；它有“集体无意识”性，这决定了我们对政治文化界定时在个性偏好和“集体人格”之间的取舍；它有规范与匡约性，这说明外在强制在政治文化形成中有重要作用；它有固执与抵抗性，这为我们理解政治文化变迁中所遇到的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障碍提供了注释；它有发展与趋同性，这使我们认识到，外在参照系的存在及其刺激对于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政治文化发展有促进作用；政治文化还有意识形态性，因为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和过程，变动传统的政治文化，就意味着利益分配格局的变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变革的最后落脚点往往是政治的而不是别的；这也同时决定了权力阶层在政治现代化中所处的地位和不容回避的责任。

由于往往会出现政治发展的拖曳和滞后情形，这就迫使人们引起对于政治现代化与社会全面现代化之关系的高度注意。实际上，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是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因为内在一种逻辑互动关系，故预示了那种纯粹经济主义实践的最终局限性。所以，在经济优先的原则下，应不忘记将政治现代化尽早编入操作程序，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运动中必须确立的一个指导原则。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证明，政治文化一直是现代化运动中具有全局影响的一个消极因素。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培育科学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主体政治文化发展观的变革和消除政治发展中的偏见，极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