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一物。如何使民族主义仅限于政治的范畴，而不使其在任性的民族情绪支配下变成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在政治上要求主权完整、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同时，不旁生出文化独尊、文化孤立和文化排外的民族交往意识，是各民族国家政治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一道难题。政治民族主义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文化民族主义就非如此。文化可以是民族的，却不可以是“民族主义”的。从目的看，文化民族主义至少在表面上是关切民族利益的。可在实际上，它那些夜郎自大和不分良莠一概拒异质文化于门外的极端做法却恰恰事与愿违。民族间文化营养素供应渠道的断绝迫使自己最后走入封闭萎缩的迷途窘境，初衷在于爱国，结果却是误国；夙愿在于发展，结果却是倒退；本意在于富强，结果却是贫弱。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正是文化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的悲剧。中国之所以在政治民族主义的发展中生成文化民族主义，主要缘于背负着“华夏中心”的古老传统和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处于救亡与启蒙的矛盾之中。经验告诉，中国要立于现代化国家之林，就必须要以理性哲学取代任性哲学，以务实哲学取代务虚哲学，以吃饭哲学取代观赏哲学，在认真反思旧有文化观念基础上，真正革除文化民族主义传统，摈弃小农短见，抛却种种成见，以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和博大胸怀去采撷来自外域的一切优秀文化与文明成果。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文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一个进步的概念。人从自己的感觉出发，把这种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的主观认识设定为人类的文化过程。那么，属人社会的政治文化是沿循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总体趋势就是：从家长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从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从子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这即是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定位。

民主制度算不上是一个完美设计。但考虑到国家生活的目的并不是追求“至善”的境界而是避免人性哪怕是最小之恶的艺术，所以它仍然是迄今为止的最佳选择。民主文化的价值可以在其赖以产生的逻辑前提中得到体现，这主要是指人的自然权利的存在、人之物质本体的需求本能、欲望腐蚀权力的事实、和个人成本效益的计算。但民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总是在人类理性批判精神和科学求实精神的引导下，在物质基础设定的可能张力范围之内走着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轨迹。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值得后人欣慰和骄傲的。中国应当在吸收和借鉴已有民主宪政实践中那些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社会环境资源，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宪政体系，这主要是指养育公民参与、权力制约、国家法治和社会议政的政治文化。

依法治国，从形式上讲是指国家不仅通过法来进行社会管理，而且它本身也为法所管束。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来源于对权力性质的认识。所谓“与狼共舞”，所谓“政府是必要的邪恶”，都是人们对于国家权力这一必要社会存在的另一面的精到理解。且不说那些专制政权是如何奴役与压迫社会大众，即便是一些民主政权有时也难免伤害公民的利益，挤占社会的自由空间。既然公共职权是由人来操纵使用的，那么它就难免不受人之“需求本能”影响和“经济人”规律的摆布。所以，“与狼共舞”不是标新立异的怪论，而是社会公众永远面临的实在。在中国，由于相关环境制约下的认识是渐进的，这就决定了法治实践是一个“长征”。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法治已经和正在经历从“刀把子”到“指挥棒”到“马笼头”三个阶段①。根据各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应当至少包括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公平、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党要守法等十项内容。②

公民文化是民主宪政制度的意识铺垫与风格基础。其实质体现为与具有国籍的人们在宪法和法律匡约下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并行不悖的理性自觉和行为取向。在长期影响着中国政治文化发育的四块土壤里面，主要生长的是子民心理而非公民意识。改造它的努力虽早从20世纪初就已开始，但比较具有宪政特征的文本及其实施条件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逐步获得。1982年形成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了1988、1993及1999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使用了“公民”概念，并就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与国际惯例最为接近的规定，所以至少在21世纪上半叶里面它应当是中国公民文化培育的基本教科书。以此为核心，还需要提出一套公民理性塑造的价值规范，这主要是指引导公民努力追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自由与规则相统一、尊严与建制相统一、参与与服从相统一、自我与合作相统一、私利与公益相统一、怜己与悯人相统一、以及适度与正义相统一的恰当分寸与尺度。

1949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建国，为中国民主宪政建设创造了良好开端；1978年在此前三十年正反两面经验基础上，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力倡解放思想，并实现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性转移。这两次“革命”都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有条件将自己的政治文化现代化目标经过反复矫正和调整以后，置放于符合人类终极精神的原则上面，锁定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追求上面。特别是在执政党观念变革的开放和体制转轨的改革方针引导下，经过20余年的不懈奋斗，一个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局面正在被开拓出来。这使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转换在百年徘徊之后终于找到了更加可靠的现实依据。首先是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之中，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外部条件；其次是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善着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内部条件。在这两个平台上面，执政党还将以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和非政府非赢利公共组织建设为先导的民主制度试验引入操作程序。此类政治社会化工程与其他途径一起，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正在日益产生积极作用。 

来源：《理论学刊》 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