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律”，就是主体根据自己的内在意志和良心引伸出道德规范，并选择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所谓“他律”则是主体根据外在强制要求引伸出的道德规范，并选择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从政治运行角度讲，“自律”和“他律”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的政治类型。道德的即可说是“自律”的，法治的即可谓之“他律”的。前者生成于“人性本善”的认定，后者则出自“人性本恶”的忧虑。中国的政治形态属于前者。这一感性自律的治国实践，其现实结局是以情感为支点的人治政治。它不但不能制约权力，反而为其所用，成为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逻辑前导。它所导致的后果：一是对于以客观理性为基础的宪政和法治的疏离无知；二是强化了全社会普遍的明君清官期盼意识。

“潜规则”这一提法是针对“正式规则”即由官方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以及种种“红头文件”而言的。这两种规则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经历着两种极为不同的命运。正式规则经过了严肃认真的制定过程，有冠冕堂皇的身份地位，在官场语言和官样文章中连篇累牍耳熟能详。但是这类具有合法性和官方基础的规则条文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归于有令难行、有禁不止的结局。相比之下，非正式规则虽然不成具文，却能深入人心；虽然不登台面，却是约定俗成。它是合情不合法的规矩，是意会而非言传的“陋规”，是当事者彼此的认可和期待。“潜规则”深根于中国宗法族制的悠久历史和人情大国的深厚土壤；血缘、乡缘、学缘、业缘四个圈子是其畅行其道的基本依托；人情开道、旁门左道是其基本交往方式；由腐败走向制度失灵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人们不否认政治这一事物的利益分配功能时，便会认可均平主义是一种政治观念和实践。均平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思潮主要见于两个原因：人之物质本体的生存需求与生产供给缺口的矛盾；人具有懒惰、依赖和攀比的天性。此外，均平主义在中国的格式化还有一特殊原因，即能满足政治需要。尽管在自古至今的长时段中人们一直孜孜以求去实现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均平主义梦想，可迄今所有的试验无不以失败告终。历史昭示，在均平主义和家长政治、特权现象及无政府主义之间存有某种亲缘关系：它“一碗水端平”的实践不依市场调节而只能靠人为摆布，这就为实施人治、加固集权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其主张从来都是按照五伦三纲角色定位系统将利益分配建立在人分等、物有殊的等级差序基础之上，其实践总是在均平旗帜掩盖下菌生权力阶层相对于平民大众的种种特权；均平主义中还潜伏着无政府主义，这不仅因为人们对均平的要求必然会由经济生活伸向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而且还因为与均平共生的家长政治会制造社会反弹从而积蓄起反抗与无政府情绪。所以在均平主义高调存在的地方，人们完全有理由对集权、特权和无政府倾向保持足够警惕。

如果说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在较古远的历史上还有些存在意义的话，那么伴随着历史的前行，社会便日益感到了其缚背的沉重和裹足的拖累，创痛巨深的鸦片战争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客观评价。所以，在一种异质文化触动下，中国便开始了变革求存的现代化运动。然而就政治文化来说，却迟迟难以跳出过去的掌心和摆脱西西弗斯的尴尬。我以为这除了受制于经济活动方式外，文化变革观上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反思。这方面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即在社会变革中存在的文化相以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障碍。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并非来自中国本土，但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却总能从林林总总的主张里看到它晃动的影子。我以为文化相对主义实际上在探讨问题时一是陷入了整体主义的歧路。用一种不严密的说法是，文化可以有“小文化”和“大文化”之别，如果说那些属于衣食住行民族风情之类的文化还具有某种程度相对性的话，那么如环境保护、战争与和平、市场经济制度、世界减灾、反毒品犯罪、生命与健康、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当然也包括政治与伦理等诸如此类的主题便日益超出民族范畴而成为众所关注的世界性文化。在这里，文化相对主义是缺少立足点的；二是回避了文化的目的性。谈文化，绝不仅是为了哲学本身，而是为了生活，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所以那种无关痛痒的白描和存在即是合理的认识以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支配的评价立场，都是不合乎文化目的论的。文化观念的科学与否，直接关联着社会今后行动的选择和调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文化相对主义可能很动听，但对于民族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发展来说并不实用；三是陷入了封闭僵滞的文化分析框架，这当然要受到生生不息、流变无终的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挑战。封闭是空间的，静止是时间的，这两点都与文化发展属性相抵牾。如果要使文化相对主义看起来是对的，必得给其预设两个前提，一个是不同的地域民族彼此永远隔绝，另一个是世界的时间之矢至此永远凝滞。然而这些都不存在，从而显露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漏洞。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变革原则，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思潮，“体-用”论及其实践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方面在认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另方面又在批判异质文化中学习异质文化。所以，它是介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派和激进主义的西化派中间的文化选择。与传统派无乃黄昏的颓像和西化派绝对片面的败着相比，文化保守主义的“体-用”派显露一付折衷骑墙面目：既维护道统和皇统的礼制文化，又采借西洋器物技艺等新鲜事物，以民族主义的文化情怀与开明进取的革新姿态既迎合王公权贵、道统卫士又慰籍西学学人、新派猛士，以其随上合下、不偏不倚的中庸做派而终成社会变迁中的主流意识。百余年中，与“中体西用”名堂有异而内质相同或相类的文化主张不绝如缕。观其演化全程，可以说它始为一些意在革新的官僚士绅的行为策略，“体-用”之间，“用”是重心；继而渐成权层和既得利益者维护道统、抵制变革的手段，“体-用”之间，“体”是重心。这种表面上玲珑八面、左右逢源的文化策略实际服务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它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扭结一起，成为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