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30多年，如果没有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就不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超过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种高增长率可以持续，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关键不在于世界经济排名，而在于搞清楚中国经济高增长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可以持续多久。从理论上认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内在逻辑，梳理和概括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制度特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既有利于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也将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中国因素。

一、从计划走向市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市场机制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它最终会导致资本的统治，导致两极分化和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主张消除贫困的根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平等、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创立了计划经济，并于1936年将计划经济正式写入苏联宪法。计划经济在建立之初也确实显示出当时的市场经济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它使得苏联成了唯一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的国家；第二，苏联凭借计划经济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第三，其高度平均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短期内解决落后国家“吃饭问题”的一个便捷方法。计划经济对经济落后国家曾经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落后国家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等，也有过国有化浪潮。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官僚主义滋生，民主被践踏，生产效率低下，等等，它在30年代大危机和战争时期显示出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由此开始了针对计划经济改革的漫长历程。从全球视野来看，计划经济的改革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60~70年代以排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的初步尝试阶段；80年代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框架下的改革阶段；90年代及以后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阶段。

1.排斥市场经济原则下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尝试

计划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在基本排斥市场经济的原则之下展开的。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第一个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尝试是苏联由“利别尔曼建议”引起的经济改革。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会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可能比计划经济更高。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不过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刺激所致，用“利润考核”刺激企业，用奖金刺激劳动者，计划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第二个计划经济的改革尝试发生在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和卡德尔（经济学家）曾尝试“用工人自治企业”来摆脱计划经济中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如果单纯从经济上看，第三个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尝试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对苏联计划体制的另类冲击。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中国，计划体制被有意识地放弃了，但当时没有全局性的替代制度，而是用“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来替代靠严格计划管理以及物质刺激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尝试用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人民的热情直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靠宣传和鼓动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不是靠物质刺激和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

上述三个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尝试都失败了，其基本原因是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认识不足，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方案也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2.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

计划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在“将市场经济的优点与计划经济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理念下进行的。这个时期大致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结束，中国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都积极参与了这个过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为这一阶段的改革做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总结。他说：改革者试图将计划经济的优点与市场经济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结果一定是将二者的缺点结合在一起，而将二者的优点丧失殆尽。显然，这是宣布“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改革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改革实践者们也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实践结果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既然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道路走不通，越来越多的人对计划经济不再抱希望，他们的目光开始集中投向市场经济，投向美国模式。美国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用“一个人不能分两步跨过一条沟”的比喻告诫人们，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只能一步到位。这就是与“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的“全盘自由化”或“彻底私有化”的自由主义理念。

改革的困境和认识上的巨大差距在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引起了剧烈的争论，直至引起政治分歧与社会动荡。中国与其他所有计划经济改革的国家都面临道路的重新选择，选择什么道路不但影响这些民族的未来，也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来到了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

3.“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90年代，计划经济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苏联和东欧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只有中国还在艰苦地寻求改革的正确道路。世界范围内的计划经济改革在中国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性阶段。由于经济转型的道路不同，导致了后来的俄罗斯经济与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差异，也导致和将继续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

90年代初，苏联选择了“华盛顿共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完全私有化了，政治也多元化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市场经济的自动均衡机制会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俄罗斯很快就会成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国。但事与愿违，经济自由化替西方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工业体系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很快就土崩瓦解，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没有转化成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是被基本毁掉了，代之而起的是资源性行业的兴起和少数资源寡头的暴富。俄罗斯经济与欧美发达经济渐行渐远，却越来越接近阿拉伯式的石油经济。这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者们具有及其重要的警示意义。

80年代末，中国像其他东欧国家曾经出现的情况一样，许多人厌烦了僵死的计划经济，羡慕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会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在“只要引入市场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的观点上几乎完全一致。在双方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更能被接受的表述方式罢了，有人用其来掩饰“渐进式西化”的观点，有人却毫不掩饰地反对市场化改革。但是，中国政治决策圈在当时的“共识”却是“既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也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如果说有“北京共识”的话，它最初不但没有超出中国的国界，甚至主要还是中国政治决策圈内的共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北京共识”就开始逐渐清晰，并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

4.摸着石头过河与摸不着石头暂不过河

中国从1989年到1992年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改革的新举措暂不再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人们不但需要观察之前改革措施的后续效果，也需要等待那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趋势更清晰一些。中国自身的改革措施能否培育出市场，俄罗斯和东欧的私有化会培育出什么样的市场，人们需要等待规律性的结果。“摸着石头过河”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摸不着石头先不过河，直到摸到石头为止。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中国决策圈再次摸石头的过程，它是中国经济改革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道路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之路的历史性转折点。在这三年内，深圳有了引入市场机制的明显效果，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非传统国营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外资独资等企业）带给中国经济一股清新的活力。这些企业有竞争意识，也对价格和利润极度敏感，资源在这部分经济中的配置是靠价格系统完成的，这部分经济基本上摆脱了计划配置资源的旧模式。“要么退回计划经济，要么全盘西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的观点也被广大乡镇企业的实践和邓小平南方讲话打破了。中国确定了自己的道路：一方面坚决引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坚决地拒绝了全盘西化。这不但在当时的学术界被看做是不可能的，而且直到现在，许多学者仍然认为全盘西化是中国最终的目标，美国的一切都是中国的榜样，所谓中国特色，不过是向美国模式发展的一种暂时状态罢了。中国经济的成熟虽然尚需时日，但中国特色不再是部分中国人的自我标榜了，一些西方学者也在探讨中国成功之路的原因。“北京共识”的核心理念“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越来越多地贯彻到各项改革措施之中，它们将在长期与实践的磨合中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各个细节。“北京共识”不但对中国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历史意义，对市场经济的未来模式也将显示出里程碑式的深远影响。

中国经历了1989年到1992年的改革道路转折之后，确立了市场化的基本道路。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到1997年的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初步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期，即由计划配置资源到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转型期。第二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8年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在中国资本国际化趋势带动之下，走向世界工厂的经济发展时期。

5.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运行轨道及其标志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价格系统是否可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这取决于企业对价格等市场机制是否有灵敏的反应，这种反应决定着价格能否具备调节市场供给，从而调节企业投入、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一旦形成对价格系统高度敏感的企业群，在这个经济生态圈内，价格系统就可以替代中央计划来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经典经济学将私有制看做是价格系统起作用的基础，但马克思则认为，商品关系起源于原始部落之间的交换，这意味着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就可以存在商品关系。当人们看到深圳和东南沿海的大量非国营企业出现的时候，不难发现，无论是乡镇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和外资独资或合资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它们必须对每一次价格变动做出反应。当这些企业越来越多的时候，在这些企业群中就形成了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形成面向需求的市场经济。它们与国营企业的联系也只有“市场”这一个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国营企业也就被逼到了墙角，要么改制适应市场，要么退出这个行业让非国营企业成为供给的主力。到90年代末，竞争性行业中的非传统国营企业已经获得了主导性供给者的地位，轻纺工业基本非国有化了；大型国营企业只好退入了资源性行业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它们虽然控制着经济命脉，可以影响中国经济兴衰，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却从计划转向了市场。消费者需求开始主导轻纺工业的生产，装备制造业和其他生产资料生产随后也被迫面向需求，不论是否国营企业，产品卖不掉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中国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开始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兴衰的基本力量。

1997年，当中国出现因有效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引起的经济衰退的时候，就标志者中国从此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正如马克思曾经将第一次经济危机看做是资本主义成熟的标志一样，中国1997年的“通货紧缩”则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分水岭，是中国基本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标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新中国建立以前，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政府干预还是不干预，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危机都不是产能过剩，而是饥荒和短缺。只有基本市场化和走向工业化的经济才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

严格地说，中国1997年的经济紧缩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市场经济的共有规律--有效需求不足或内需不足；第二个是前期（1996年）旨在“软着陆”的紧缩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第一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背后有着中国政府紧缩政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