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成功市场化转型，中国经济至今一直是在高增长的状态下运行的，在理论上总结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不但是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1.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之一：没有金融危机的市场模式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要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周期性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持续了大致30年不间断，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被真正的金融危机打断过。

许多金融危机的定义中包含“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这样的内容，我们认为这只是原因，结果才是定义的真正内涵。因此，我们将金融危机定义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批倒闭的现象”。即使所有金融指标都恶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并不倒闭，我们就不称其为金融危机，如果只是个别中小银行倒闭也不能称为金融危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倒闭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呆坏账引起银行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二是金融恐慌，引起挤兑，导致流动性短缺。当银行和金融机构普遍遇到这两类问题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历来是市场经济中清理呆坏账和“问题金融机构”的“清道夫”。但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无辜者会遭受失业，收入锐减，养老金蒸发的损害。随着欧美经济虚拟化的长期发展，金融房地产占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金融危机的损害也就越来越大，直到无法任由其自生自灭。近年来，欧美等国家多采取通过官方干预，向金融系统注资等措施来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基础形成的金融体系尚不存在呆坏账必然引起银行倒闭的机制。中国1998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了33%，1999年为35%，2000年为30%，其中农业银行2001年的不良贷款率曾经达到了42.12%（国家统计局）。如此高的呆坏账率并没有引起银行大批倒闭的金融危机，巨额不良贷款可以公开挂在银行账上，既不引起恐慌和挤兑，也不影响银行正常业务。在中国，呆坏账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却不等同于金融危机。严重的呆坏账被许多经济学家看作是中国特有的“金融乱象”，但它在中国并不引起金融危机的事实却在悄悄的改写着未来的经济学。

引起银行倒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流动性短缺引起的挤兑。对个别金融资产或个别银行失去信心，就会引起抛售某种金融资产或从银行抽出资金的行为，当它引起金融恐慌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流动性奇缺，发生挤兑，银行相继倒闭，爆发金融危机。在一般情况下，金融越是出现问题，人们越是相信政府。只不过美国是在金融危机时才需要国家信用支撑崩溃的银行信用，而中国银行系统本身（四大国有银行）就是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的。现代中国还从来没有过“金融恐慌”的经历，如果四大银行倒闭一个，中国就会真的体会到金融恐慌，至少多数中国人不希望如此。中国不会因流动性奇缺导致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流动性充斥的现状，中国M1总量占GDP的比例（69%），远远高于美国（12%）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加上央行的支持，四大银行体系的结算功能不存在因流动性短缺而瘫痪的可能。此外，中国还创造出了“兑三角债”的方法，它是辅助解决流动性短缺的有效方法，在债务危机时可以大大节省现金。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时也采取过类似的解决办法。

中国不会有流动性奇缺引起的金融恐慌，呆坏账又不会引起银行大批倒闭，金融危机也就从中国经济中被删除了，也可以说中国在引入市场机制时根本就没有引入金融危机的机制。没有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衍生出两个派生的经济运行特征：第一，不存在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就基本失去了自动的紧缩机制，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直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最后由政府通过一系列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为经济降温，直到“刹车”。第二，中国金融系统失去了金融危机这个自动清道夫，就要由监管部门定期处理呆坏账，定期处理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的损害与没有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之间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应当保持这个美欧也在极力争取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市场模式”。

但是，中国不是完全与金融危机绝缘，首先，那些在西方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都有，它们虽不引起金融危机，却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其次是随着再次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以及非国有银行的增多，可以倒闭的银行会增加，金融危机的威胁就会增大。马克思主义强调银行是“公器”，不可以为私人牟利，因此列宁主张银行国有化。这不符合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非国有银行的增加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毫无疑问的，允许私人银行存在也不是坏事，但不要使整个金融系统变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还是要坚持的。这不但需要严格监管，还需要大型国有银行保持最低限度的比例。

2.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之二：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农村土地制度

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之下，呈现出两个与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有着鲜明区别的特征：一是“乡镇经济”的出现，二是“农民工”现象。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重要因素。

土地集体所有制与承包制并行使得农民既可以办集体企业，也可以办私营企业。中国在90年代的市场化初期，纺织业、轻工业和简单材料加工业、运输业等大量由城市转往村镇，形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独具特色的“乡镇经济”。中国工业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的过程，还应包括村镇办企业，农民办工业，村镇发展工业的过程。这个“工业下乡”的过程一方面形成了大量新兴城市和新兴工业区；另一方面也迫使原有的大工业城市产业升级，向产业高端化发展。与单纯农民流向城市的工业化相比，这样的工业化过程其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也能就地解决一些农村富余人口问题。当然，它所造成的土地开发过度，滥用资源，污染环境等问题也比其他国家严重。

中国的改革中，由于土地没有私有化，不允许肆意买卖，因此，中国没有重演历史上常见的土地兼并和因此在农村迅速产生的两级分化，也就没有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被迫进城的情况，而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进入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农民工。与失地农民不同，农民工进城是为了赚钱，不是在农村活不下去被迫进入城市。中国的农民工有约2.4亿人口，如果二十年前土地就私有化了，这大约2.4亿人口中的许多人会成为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进入城市后就会形成近亿的“城市贫民”，这些新进入城市的城市贫民一旦不能在城市就业就会成为城市的“赤贫人口”，大城市周边会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在南非和印度都可以见到），贫民窟与中国“北漂者”们的“蜗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赤贫人口毫无生计，他们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累赘。200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的紧缩政策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期而遇，它们共同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骤然下滑，大批企业停工，失业突然增加。但是，大批失业的农民工（约2000万）不过是回家罢了，他们的失业问题甚至不如“应届大学毕业生（2011年为671万）就业难”的问题更令人关注。农民工失业只是少挣些钱，却不会普遍遇到生存问题。显然，集体土地所有制与承包制并存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使得中国在遇到经济衰退时，失业造成的社会压力比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小得多。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贫民窟”实在是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集体所有制与承包制并行的土地制度既支持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也因土地经营权可以转让而不障碍土地的机械化和集约化经营。

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将越来越远离土地和农村，他们不再有其前辈那种务农的能力，也不再回家务农，其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会成为永久性城镇居民，他们在相当时期会处于的职业和收入不稳定的状态，是最容易失业的人群之一。此外，通过上大学进入的城市的农村青年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的失业压力就会逐渐上升。中国是比英、法、日要大的经济体，正向着美国那种超大经济体发展。在欧美大经济体国家中，失业是始终困扰其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他们从来不曾有“用工荒”的时候，中国的用工荒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中国不是小国，必须对越来越严峻的失业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3.中国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学习型技术进步”

通常，欧美被看作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中国则被看作是资源投入型的经济增长，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是技术进步和资源投入决定的。在一年内，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很小，通常可以假定不变，因此，经济增长就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由资源投入量决定的。根据美国的经验，资源产出的年增长率最高不过6%，正常年份一般在4%左右。因此，实际GDP年增长率的正常值大约就是4%，一旦超过6%，就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也曾被看作是普遍适用的经验性理论。根据这样的理论，中国长期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国各省市统计局总是公布两位数的GDP增长率，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的GDP增长率却总是一位数，国家统计局用各地央企的重复计算来解释其间的差额，有些勉强，我们猜想很可能是怕外国人笑话不懂经济学。事实是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非常高的，绝不可以假定一年内大致不变。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绝大多数不是来自中国自己的科研成果，而是对国外成熟技术的引进，引进的方式有购买专利，合资，外资独资，模仿，“山寨”等等。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不受中国科研水平的约束，省略了等待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漫长过程，中国的技术进步只取决于境外技术向中国移植的速度和消化这些引进技术能力，这样的技术进步比起靠科研成果市场化来推进的技术进步要快得多。中国的家电、汽车、手机、计算机等绝大多数产品及其生产技术都不是自己科研成果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引进（或加改造）的成熟技术。这些引进和模仿的技术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它们曾经对发达国家起过的推动作用。例如，引进第一条汽车生产线时是从无到有，增长率可能超过100%，引进第二条同样规模的汽车生产线时，中国汽车业的增长率可能就是年增长50%，随后增长率递减。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在引进技术之后其产量和销量不是按两位数增长的。“一年内技术不变”的假定适用于靠研发推进技术进步的少数最发达国家，不适用于“学习”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引进和模仿导致“技术年年变”，甚至两三年就发生巨变，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的重要阶段性原因。只要还有可供学习的内容，中国这种学习型技术推动的高增长就不会停止。

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大致有两个阶段：一是从科技创新到产品试销、定型的阶段，二是生产规模渐大，销售收入不断增长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花钱的阶段，第二阶段才是赚钱的阶段，只有不断扩大赚钱规模的阶段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任何技术一旦进入市场也就进入了技术扩散的阶段，任何专利制度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技术扩散。随着中国引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学习和消化引进技术的能力也迅速提高，中国经济的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只要新科技在欧美成熟或接近于成熟，这种越来越强的学习能力就可以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形成自己的产能，完成从加工者到到竞争者的蜕变。中国的光伏产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的起步与中国的科技毫无关系，最初被许多人看作是“技术在国外，市场在国外，资金在国外”，“污染和能耗却在国内”的一个毫无可持续性而言的“泡沫”，不久就会垮掉。但不过七、八年时间，就在中国形成了数个可以与欧美竞争的大型跨国企业。本来是奥巴马2008年上台时提出美国要优先振兴的新兴产业，但到2012年，中国的光伏产业就具备了挤垮欧美多家光伏企业的竞争力，美国和欧洲需要借助贸易保护才能应对中国这个后来的竞争者。这个事件也提醒美国人，不管什么新兴科技，只要形成赚钱的产业，就会很快变成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的低端劳动价格低廉，高端劳动价格更低廉，也可以说“高端人口红利”时代正在来临。在学习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欧美靠科技重振经济任何计划都可能成全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资本。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可供直接引进的先进技术会越来越少，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主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如果终于有一天，面对发达国家，中国真的“没有什么可学”了，中国经济一定是站到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端。但现在还差得远，这是一个好事，差的越远，中国靠学习推动技术进步的时间就越长，中国保持持续高增长的时间也会延长。现在，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发达国家找到丰富的学习内容，它们还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技术”。从科教体系到生产技术，从品牌战略到金融杠杆的使用和控制等等，中国目前还在学习西方大量的东西。学习的动力对企业来说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对政府来说是实现更稳定经济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五、排除干扰渡过难关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形势很严峻，“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其实都不要紧，关键是首先要搞清楚困难的性质，是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将尽所致呢，还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的困难性质不同？其次是我们会怎样渡过难关。

1.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阶段辨析

无论是人口红利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在说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不过是劳动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所致。当这个优势耗尽的时候，也就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经济高增长就会停止。新国际分工论认为，根据经典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世界将形成新的国际分工，美国的优势在高端制造业、高科技创新和金融业；日本和德国的优势在高技术和精密制造业；中东优势是石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劳动成本低，适合发展低端制造业和服装业等等。这无非是说：落后国家只能搞农业和低端制造业，它们想成为发达国家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中国原来连低端制造业都没有，按此理论，中国本应至今还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就行了，不必搞什么工业化。其实，国际分工只在体量较小的经济体之间可以较长期的存在，体量越大越不可能靠单一产业发展。不能将经济发展问题与资源禀赋混为一谈，二者不是同一层级的经济问题。资源禀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只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依仗的天然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这些优势会逐渐丧失。经济发展有不同发展阶段的逻辑次序，从农业国到工业化，从低端工业到高端工业，从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经济到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经济等等，其背后是有发展规律的。不能将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误认为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不可以有工业国和农业国之分，更不能有商业国、金融国之分。看起来很像金融国的英国是从工业化国家发展而来的。要承认经济是发展的，不能用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去强行固化低端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是13亿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其经济发展既不可能被限制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也不可能被限制在经济活动的某些局部领域。客气一点说，国际分工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适用，不客气地说依据这个理论制定政策会断送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程。

2.怎样渡过眼前的经济困难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走向世界工厂”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越是重大变革越是要经历困难的时期，长期和反复陷入同一类困境是逼迫人们认识大趋势的最有效方式。长期趋势背后一定有规律，规律是谁也挡不住的。最初认识到规律的人很少，说了也往往没人信，决策者也往往不会采纳他们的建议，直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趋势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趋势，也大致知道怎样顺势而为，正确决策共识就容易达成，问题就会解决。

中国经济困境的逻辑：市场化和工业化导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越来越大；由于中国经济的独特运行方式，导致经济增长率必然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一方面持续流动性膨胀对国内物价、房价形成巨大上升压力，另一方面传统治理经济过热的“围堵”性政策作用越来越弱；对存贷款调节手段的不对称导致紧缩政策与扩张政策之间的选择余地越来越窄；人民币国内贬值境外升值的不对称压力造成了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动力；随着中国资本的持续国际化和大量资金流出，中国金融项目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当它与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顺差大致相抵的时候，人民币汇率就会稳定下来；内部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大幅度减小，政策调控手段会增加，效率会提高。根据上述逻辑，在未来5－8年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如下四大趋势：

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持续，产业资本的境外扩张会缓解当前境内的流动性膨胀，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境外市场、资源和技术。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和贸易规模的继续扩大，中国与境外的贸易摩擦会更加频繁，此外，中国资本走出去还会引起更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政府和企业迟早要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找到有效措施缓解贸易摩擦继续走向世界。中国经济崛起和走向世界工厂不但需要世界适应中国，更多的是中国自己要尽快适应。

第二，中国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必然会朝着逆差的方向发展，经常项目依然会保持持续顺差。根据所有工业化经济的经验，美国、英国在80年代以前，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之后的工业化时期其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都是持续逆差，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都是持续顺差的。也就是通过对外贷款和援助输出资金（多为本币），境外获得的资金大多数会用于购买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刺激本国的实体经济。中国会毫无例外的步英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后尘，通过金融项目国际收支逆差输出资金，缓解国内流动性膨胀的压力，开拓海外市场，支持中国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继续支持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中国资本国际化必然会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美元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货币的基本条件有三个：美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中国现在也具备三个类似的基本条件：世界工厂，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大势所趋，是规律使然。哪个国家也不希望自己的货币总是任人“狙击”的小货币，更不希望本国货币随时都可能沦为他人吸取本国血汗钱的工具。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形成的，它是固化了的国际利益格局，当实力格局改变时，旧有的利益格局便无法维持，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就会不断打击旧有的货币体系，这个过程中新的世界经济实力格局会逐渐形成，直到大家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之间的真实空间，放弃不切实际的利益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的谈判才会真正开始。现在谈“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造”还是“另起炉灶”为时尚早，需要积极创造条件耐心等待。

第四、中国必将逐渐走上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如英美的金融体系一样，中国金融体系也将可以适应高度国际化了的经济发展需要。首先，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不是仅仅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之一，而要逐渐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既要有足够规模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供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持有；又要有种类丰富、买卖方便的人民币资产可供选择。这就是说以债券市场为核心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其次，国内庞大的债券市场及其附属金融活动起着流动性储备池的作用，对内可以随时吸收过剩流动性，对外可以缓冲外来资金的的大规模冲击。第三，债市要有吸引力就必须有将微小利息率变动放大为十数倍收入变动的放大机制，否则债券市场就发展不起来，这就必然要适当引入金融杠杆。金融杠杆的引入和债市的发展会使得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灵敏，从而使当局摆脱目前调控空间狭窄，手段灵敏度差的困境。

不能设想中国可以回到封闭条件下继续崛起，如果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有规律，中国就必然会进一步走向世界，不管谁原意不愿意，不管风险有多大，中国经济既退不回去也停不下来，因为中国资本要走向世界，相关人等硬着头皮也要跟上，否则就会被排斥到大潮流之外。经济学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告诫人们怎样选择，而是先向他揭示没有余地的选择，然后是鼓励他勇敢的面对，最后是告诫他不这样做如何受到惩罚。

（刘骏民系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教授。季益烽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