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工业化逻辑：工业化、外向型、流动性膨胀、走向世界工厂

对于已经显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工业化市场经济来说，靠外需拉动是一个普遍规律。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荷兰，此后的英国、法国，70年代以前的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等，无一例外。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工业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本国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普遍超过本国的需求，连工业品自给自足都达不到的国家就谈不上工业化。或者说，只要走上工业化道路，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面对有效需求不足，提高内需并不是最先提上日程的解决办法，靠外需拉动才是第一个解决办法。它是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之下自然发生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正是“海外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带来了第一缕曙光。对市场经济来说，需求总是排在第一位，供给和决定供给的技术总是排在其后。

1.走向外向型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在1997年第一次遇到了内需不足的问题，靠外需拉动当然就是第一个低成本的解决办法。从1997年内需不足凸显开始，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是中国经济从初步市场化走向外向型的关键时期。在内需不足的压力下，企业自行对外寻求出路是中国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政府则是为其创造条件。最初是民营企业将海外市场作为自己过剩产能的一条重要出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民营企业的外销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风潮，在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跨国大企业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使中国制造的产品迅速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在那些知名跨国公司还没有发现中国有任何一个值得重视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遍及世界了。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是在发达国家“外包”、“加工”、“代工”等形式之下，从低价、低端制造业开始“中国制造”的，是在外国品牌的“掩护”之下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全世界。中国最初的外向型经济并无真正来自境外的竞争（多为内讧式的竞相压价），也无真正的贸易摩擦。随着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企业为了提高利润不但逐渐走向了经营管理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的道路，也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先是在轻纺工业形成出口的巨大产能，然后向家电，电子和其他装备制造业扩散，并开始努力开发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直到中国企业开始具备真正的竞争力，境外企业也开始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而倒闭。海外贸易拉动中国经济继续走在高增长的路上，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大，直到接近70%（2007年）。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工业的竞争力越强越是要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政府改革之初还是主张保护本国工业的，随着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政府。

2.“双顺差”与输入性流动性膨胀

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造成了贸易的持续顺差，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力量。为分享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利益，境外对中国投资也持续增长，于是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双顺差”。200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的顺差仅有224.2亿美元，5年后，到2005年和2006年，国际收支顺差就已经分别上升为2 351.3亿美元和2 854亿美元，而随后的2007到2010年则每年都在4 000亿美元以上，2010年达到了5 314亿美元。大量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外汇储备不过1 546.75亿美元，而到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3.2万亿美元。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是国内没有产品对应的净资金流入，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也类似，大多数也是以各种投资方式流入中国的净资金流入。这些纯粹资金流入是没有产品对应的资金净投放，是中国流动性膨胀的基本原因。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了中国境内持续的流动性膨胀。

外汇占款导致的人民币增加累积达24万亿元。1999年，中国的M1仅为4.6万亿人民币，到2010年已经增加到26.7万亿人民币，M2则从12万亿增加到72.6万亿人民币，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在货币存量中，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占M1的90%，占M2的33%。可见，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数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截止到2010年，末人民币现金M1总量（26.7万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比例为69.4%，而美国该年末现金M1仅为1.8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14.5万亿美元）的比例仅为12%。对美国来说，这么少的现金不但要媒介GDP创造过程中的大量交易，还要媒介每天大约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交易，加上巨额外汇交易，股市交易和其他大量金融资产的重复交易，交易总额每日大约在4万~5万亿美元。而在中国，每天债券的交易额不过几十亿人民币，股市交易额也仅仅在3 000~5 000亿元人民币之间，26.7万亿现金与这些交易相比，会持续存在的流动性膨胀应该是显而易见。

当货币增加的时候：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就会发生物价上涨，如津巴布韦；如果虚拟经济比较发达，就会发生金融资产价格与房地产价格的膨胀和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如日本的泡沫经济；如果虚拟经济很发达，就会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杠杆来增加金融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大量资金会滞留在虚拟经济各市场中，这样的经济体既没有物价膨胀也不会有大幅度的资产价格的膨胀，却会有金融杠杆的不断延长，如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中国的虚拟经济比津巴布韦大，却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美国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GDP的比例为33%，日本为26%，中国为9%。因此，当流动性持续增加的时候，美国的风险在于金融杠杆过长而断裂，日本的风险在于资产价格过高而泡沫破灭，中国的风险则是物价普遍上涨和针对大蒜、古董等实物“炒作”的投机过度。

3.投机活动的基础与存、贷款的非对称性调控

在输入型流动性膨胀的长期趋势中，中国央行却用内部消化的办法，以治理内部经济过热的理念来应对。央行的物价控制思路是将重心放在控制贷款上。其逻辑是：控制了贷款，就控制了投资和企业购买，经济就会减速，物价就会下降到理想的水平。用作控制手段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发行央票等对冲措施都是控制贷款的手段，其对存款的作用仅仅是建立在货币乘数理论的认识基础上。而“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的逻辑本身就缺乏实际验证。在中国利息率调节作用偏小的情况下，认为调整贷款会对存款有相等的调节作用本身就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这种治理经济过热的政策在转型初期还是适用的，但随着输入型流动性膨胀的持续，其效率就会不断下降。货币的主要形式是存款，特别是构成M1主要内容的活期存款。存款虽然在银行，银行却不能干涉其所有者怎样使用这些存款，无论是炒大蒜还是炒古董，央行的政策都不可能直接约束存款。银行存款可以是银行贷款的源泉，同时也可以成为私募基金，地下融资、委托理财，以及企业间信贷活动（温州最为明显）等等的源泉。这些经济活动的资金使用方式是取出存款，而不是通过银行贷款。这就是说，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是以贷款控制为核心的，这些直接构成投机活动资金来源的存款就在其控制效力范围之外。在中国，投机是靠存款支撑的，而正常经济则是靠贷款支撑的。央行紧缩政策越严厉，贷款越困难，存款越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贷出去，私募基金、地下金融活动以及央行控制范围以外的信贷活动就会更加活跃。央行的一般性紧缩政策反倒为地下融资、私人理财和私募基金造成了机会。只有经济被高度紧缩政策搞得毫无生机，投机机会消失的时候，投机才会暂时蛰伏起来等待下一次宽松的宏观政策。

4.利息率调节作用偏低

利息率在中国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比它在美国的调节作用要小得多。与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依赖于企业对价格的反应灵敏度一样，企业和个人必须对利息率有高度灵敏的反应，利息率才可以对经济有灵敏的调节作用。一般的说，利息率调节作用的灵敏度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越是在交易中广泛使用金融杠杆，利息率的微小变动越是要被放大成巨额收入波动，人们对利息率微小变动的反应越强烈；第二，金融产品的品种越多，规模越大，人们在利息率变动时越是容易在不同金融产品之间重新选择和重新组合所持有的资产，特别是在存款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选择。当利息率调节银行存款数量（M1或M2中现钞以外的绝大部分）的时候，利息率对存、贷款的调节作用才会对称；这两条也是利息率市场化的最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取消对利息率的管制倒不是利息率市场化的重要因素。因为，当债券市场足够大、品种足够多时债券价格的微小波动会被金融杠杆放大为实际利息率的变动，这时，名义利息率的变动对经济行为才有更加灵敏的调节作用。不发展债券市场，不引入金融杠杆，仅放开利息率管制并非利息率的市场化。

5.宏观调控的困境

只要中国保持工业化方向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其内需就必然不足，国际收支顺差就会持续，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膨胀就会加剧；金融资产品种过少、规模过小与资金充斥的矛盾就日益突出；在抑制房价的各种行政措施挤压下房地产投机虽有抑制，但投机资金并不减少，于是炒大蒜、炒普洱茶、炒古董等等这些在资本主义初期也难得一见的现象充斥中国经济；与此同时，物价也会随之高企。由于投机的资金基础是存款，正常经济的资金基础是贷款，央行对投机和物价的调节只有通过贷款的紧缩来实施。随着经济增长和流动性不断增大，投机活动的基础不断增大，这使得央行对物价和投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如果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力度偏小，对投机就毫无影响，于是就不断加大紧缩政策的力度，直到经济下滑。只有经济下滑，投机机会减少的情况下，投机才会收敛，但并不消失，只是暂时蛰伏。紧缩政策稍一松动，投机和物价还会上涨。现在，美联储已经三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迟早也会采取同样政策。中国外部输入的流动性膨胀还会加剧，中国的央行实际上是在单独对抗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堵不住也躲不开。如果还沿着治理国内经济过热的思路继续走下去，就会发现：刺激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政策边界越来越模糊，直到刺激经济增长就是直接刺激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几乎就是将经济搞死的时候，政策回旋余地就接近于消失。不改变宏观调控的根本思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6.困境背后的大趋势：在中国资本国际化中走向世界工厂

输入性流动性膨胀就象洪水，治理洪水的办法历来就是“小水堵、大水疏”，如果不堵也不疏，或只堵不疏就会产生两个自动的效应：一是洪水会自动冲出渠道“外排”到大海；二是洪水会自动寻求低洼之地“蓄水”。前者表现为对外投资、并购、贷款等一系列中国资本的国际化运动，后者表现为境内资金自己寻求炒作对象的投机活动。

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海外并购、海外合资、对外贷款等形式。2008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增长，到2011年，中国境外投资的净头寸已经超过1.9万亿美元（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对外承包工程，海外并购，对外贷款等也都在大幅度持续增长。中国资本国际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带动中国经济完成“世界工厂”的角色转变。这将是继中国经济市场化、外向型之后的第三个重大转折。中国将象早期的英国，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和金融危机之前的日本和德国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时一样，其经济增长不再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由中国和世界的资源、市场、技术、人才来共同支撑。将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资源、市场和人才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国际化的中国资本和全球布局的中国跨国企业。中国资本的国际化会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会稳定和巩固中国资本与境外各种资源的联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