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特征的理论概括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对市场机制有灵敏反应的企业群，从而形成由价格系统配置资源的基本运行方式；二是在这个过程中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平稳地从传统国营企业转移到新型企业群。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就是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转型过程与经济资源转移过程的统一。正是这个统一的过程保证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同休克疗法相比最基本的特征，这个转型的基本特征造就了后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特殊性。

1.计划松动与市场生态圈的培育

市场机制在中国的“初现”并不是因为国营企业找到了成功的改革方式；相反，正是80年代国营企业改革普遍不成功才为非国营企业的迅速成长造成了机会。在国企一统天下的时候，靠单纯的国企改革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如同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培育出市场一样，根本不可能。而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改革步骤和方案最大的客观效果就是搞乱了计划经济，使当时配置资源（人、财、物）的计划系统不断地“被”松动，也就是所谓的“一放就乱”。计划体制的松动为乡镇企业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剩余”和“漏出”的资源，而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营企业天生就是依赖市场生存的，这些企业群形成的经济生态圈是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培育这个经济生态圈就会生成市场经济。

2. 国营企业在市场化初期的功能与存量转化为增量的改革

1989~1992年间的三年治理整顿，则是计划体制从根本上被动摇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发育的关键时期。当时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的最大的行为区别就在于：政府越是不管，国营企业就越是困难，而非国营企业却越是会疯狂地成长。只要计划被松动的时间足够长，兴衰的替代就会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自动完成。在三年治理整顿其间，大量国营企业开始陷入困境，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却不断“撬”走国营企业的资源使自己得到发展。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初期特有的“圈地运动”。客观地说，国营企业在市场化转型中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将国营企业独占的经济资源中的一部分转移到非国营企业，以支持它们的成长。通过合法、半合法甚至非法的渠道，国营企业控制的经济资源（技术、人才、设备、市场、原材料等）大量转移到非国营企业。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冰山一角”。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初期的转型就是计划对资源的集中配置逐渐失效，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逐渐加强，直到替代计划配置资源的过程。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就是非国营企业高利润、高工资的优势吸引国营企业资源的过程。

市场配置资源的雏形不是国营企业改革成功所致，而是非国营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营企业的改制只有在真正面临市场的时候才可能奏效。随着按市场规则运行的大量非国营企业形成了初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系统，国营企业也被逼要么面向市场改制，要么倒闭。没有改变了国企一统天下的“民进国退”企业结构，中国经济就不会摆脱“一放就乱”的困境，就不会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国营企业也不会有真正面向市场的改制。但是，中国的“民进国退”不能等同于私有化，其区别在于：它既减少了国营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培育出最初的市场，又没有人为地消灭国营企业，而是在迫使国营企业面向市场的同时大幅度收缩，并逐渐退入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这也使得中国免于陷入俄罗斯式的“资源经济陷阱”和“寡头经济陷阱”。当然，这也造成了国营企业的“垄断”性发展，降低了整体效率，使得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传统国营企业在经济转型初期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承担了几乎一切改革的成本，特别是替非国营企业承担了转型过程的大部分社会成本。当多数经济资源流失到非国营企业的时候，老弱病残却留在了尚在退出过程中的国营企业。这些传统国营企业最后的功能不是“生产”，而是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险，是下岗职工最后的庇护所。在非计划经济的低收入国家中，缺乏社会保险系统是其经济起飞的重大障碍之一。中国经济市场化初期，国营企业的大部分社会功能尚可勉强维持，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余热，它们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几乎被燃尽的蜡烛（大部分消失，少量浴火重生）。正是这些国有资源的存在和转移，使得非国营企业不必从零开始；也正因为国营企业将几乎所有改革的成本都留给了自己，新型企业才可以轻装上阵。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并不是“增量改革”，而是存量转化为增量的改革或存量与增量的共同改革。“增量”在改革初期不过是“存量”的流失或改头换面罢了，这些流失支持了非国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配置资源的雏形市场。没有最初的雏形市场，外资就不会大规模投入，中国经济“产能”的有效增量也就无从谈起。虽然外资带来的经济“增量”本身就带着更市场化的因素，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但它们却不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3.计划经济的两个遗产

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是从低端制造业开始的。低端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是高就业、低收入的行业。中国工业化一开始就是普通劳动者可以广泛参与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广大农民都可以参与的经济活动。中国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中国经济土生土长出来的，这与印度从软件业开始的经济起飞不同。印度的软件业是美国经济中长出来的，并非印度经济内生，它是少数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从事的行业，普通人最初只能参与其衍生的服务性经济活动。经济在中国有“经邦济世”之意。多数人参与、多数人受益才是经济，只有少数人参与和少数人受益的事不属经邦济世的“经济”。中国低端制造业兴起得益于中国计划经济长期积累的两个“遗产”。

第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在城镇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虽然直到1986年才被作为法律实施，但截止到1980年，中国城镇青年人（16岁~30岁）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初中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低端制造业工人的素质要求，这是中国经济起飞初期的重要条件。与其说中国经济高增长是因为“人口红利”，倒不如说是“基础教育红利”。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口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国营企业中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中国发展低端制造业最直接的人才支柱，它的外围就是受过初中教育的广大人口，他们是中国低端制造业扩张最广泛的人才基础。这些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分布在城镇和农村，他们可以进城，也可以就地办企业。基础教育也为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打下了深厚的人才基础，从而为中国经济进入“高等教育红利”时期铺平了道路。

第二，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初步建立了成体系的基础工业。计划经济的30年，中国基本上摆脱了没有工业的状态，开始具备了虽然落后却可以支撑众多人口发展的工业体系。计划经济有“重工业优先增长”理念，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这就为后来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个是普及的基础教育的人才基础，一个是成体系的基础工业，这是中国经济崛起之初的两块基石，这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欠缺的。

4.成功解决“金融压抑”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金融业不发达、腐败严重、管制过度等原因存在着“金融压抑”，阻碍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要解决金融压抑就要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引进发达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是，麦金农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时却明确指出，中国成功地克服了金融压抑。显然，中国并没有金融自由化，也同样具有导致金融压抑的那些因素，但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银行和金融机构推动经济增长的一般方式是为成长中的企业融资，因此，“金融压抑”存在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有成长潜力的企业是否可以得到资金。如果多数潜力企业得到贷款，经济就增长，金融压抑就不会发生。中国经济中解决金融压抑的逻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概括。假定一个经济体有100个企业家申请贷款，其中真正的企业家只有50个，银行挑出这50个真正的企业家给予贷款，经济就增长；如果贷款给了另外50个“假企业家”，经济不但不增长，还会因呆坏账引起金融危机。中国解决的方法就是这100个申请者都给贷款，或大多数给予贷款，于是必然会出现经济增长与呆坏账增长并行的情况。没有美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等于企业得到融资的条件困难，中国金融体系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国式金融自由化的时期（如90年代城市信用社繁荣的时期），而大量呆坏账则是金融自由化和“拨改贷”等涉及金融改革实验必须付出的代价。剩下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呆坏账，是通过金融危机和银行倒闭来解决呢，还是从银行的账上“剥离”就可以。无论是称之为“中国式金融自由化”还是“金融乱象”，这一现象背后最本质的就是：中国的银行可以较长期承受大量的呆坏账而不倒闭。

从解决金融压抑到处理呆坏账，再到避免金融危机，其中的逻辑极具理论上的挑战性，这一路实践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误打误撞”还是“田忌赛马”式的智慧不得而知，但它是中国经济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经济学命题却可以肯定。它也很可能成为未来主流经济学中的中国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