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古为今用”与“火烧孔家店”：建国之后20多年

正如上文所言，民国以来，中国人一面茫昧弃绝自本自根的传统文化，一面又不能认识新世界的真相，不论执政者，还是学界文化人，多目眩神昏，不知所措。至1949年建国，中国被迫跌入世界的狂流漩涡已近百年，期间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与思想文化也是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狂涛漩涡之流力十分猛烈，身处其间的中国虽欲自拔而不得。然而，中国若欲恢复神智，又必然要先从大漩涡中抽身自立，不再为世界的狂涛怒浪所挟制。1949年建国，原本正是中国暂时卸下世界问题的包袱，理顺中国内部问题，再投身世界舞台的绝佳历史时机。

可惜，历史往往有太多的戏剧，它常常辟出一条诡谲的道路。尽管毛泽东在1964年曾就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做出“古为今用”的指导批示 ，但历史事实是，自建国初的《武训传》事件，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火烧孔子故里的行为，直至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命运，不论是思想、人身，还是物化形态，都是糟粕中的糟粕，用灭顶之灾来形容它们的遭遇亦不为过。这一时期的中国，虽无亡国灭种的危机，却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亡天下”，中国文化的灭亡危机。

究其原因，首先，这是前一阶段反帝反封建文化政策的延续，也是新中国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恶与对建设新理想社会的向往的结果，更是建国后“政治挂帅”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即打倒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人文观上升主流的意思形态，要求摧毁一切旧权威、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新世界，其他一切文化要素都成为禁区乃至革命对象，这从根本上钳制了思想的反思与整合；其次，第三，打击孔子与传统文化也是毛泽东本人政治斗争的需要；第四，也最重要的是，雷海宗先生曾说，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重要线索之一是兵匪打压消灭士大夫的历史，这一线索与文化争辩的线索相互纠缠叠加，使传统文化的命运愈加悲惨，建国之后孔子与传统文化的遭遇是典型的表现。

4、当代的“尊孔”与“非孔”：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长期的批判与宣传，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孔子与传统文化都处在一种边缘与“被淡忘”的状态。而且，此时中国，在尚未理清内部问题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迫不及待地投入了世界舞台。就文化问题而言，借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先进的世界舞台，“全盘西化”这一新文化时代的老问题迅随之登场。 然而，当代中国的问题要比新文化时代要复杂得多，一切传统的现代的、内部的外部的、世界的中国的问题都汇聚于当代，尤其是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领域都遭受世界外力越来越紧的缠缚与渗透，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揪成一团，连环难解，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混乱。

到1990年代中期，学界就开始重新去讨论传统孔子与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热度迅速上升，民间的、政府的各种举动都表明这一点。直至2011年，党中央与政府确立文化建设的国策，肯定传统文化的意义。尽管也有非议，但社会主流的声音（政府与民间）都倾向于肯定孔子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其中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四点：

当前这股“传统文化热”，既是社会本身对文化大革命的后续影响与当前过度经济建设产生的道德失范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反应，也是政府与社会对理顺政治-经济诸领域的秩序的主动诉求。在言利之风遍天下，钻营之徒满九州，虞诈不知羞耻者比比皆是的“文化荒芜的时代，中国亟需文化。

其次，这是中国民族自强心理的表现，今日之中国，经过历史的苦痛与长期的建设之后，已经在“世界列国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曾经受尽凌辱的中国“自发”地意识到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强国还不能证明自己，还需要成为文化强国，通过树立“孔子学院”，输出意识形态。

再者，也是传统文化历经百年暗流之后，重新回到主流声音的表现。真正的传统，不是某种表面的思想装点，也不是想革除就革除，想发扬就发扬的“国故”，相反，它是活生生的现实，就活跃在当下。过去的2000多年里，孔子与儒家的学说，不简单是一种理论或思潮，它通过典章制度与乡约民俗早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思想情感中的核心要素，融化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活动之中，构成了国民性格的根本因素，规范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完全不知道孔孟的普罗大众，他们遵循的生活老道理也都浸透了孔孟道学的原则，今天依然如此，尽管受到了削弱。这绝不是其他流派、学说或思潮能相提并论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传统文化的回到主流意味着，中国开始反思以往弃旧立新在欧美主导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寻求中国的做法。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已经自发乃至“自觉”地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立足自身、正本清源、继往开来，对接融合中西文化，塑造一种基于中国的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