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八大报告包括党章修改中对改革开放的强调让人印象深刻，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对改革开放作了明确宣示，这都让人充满期待。您的第五个体会是什么？

李景田：第五个体会是：“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状态。

记者：胡锦涛同志对“两个务必”的强调让人记忆犹新。

李景田：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结尾处，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同志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真的很有针对性。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国家安定、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古人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一个人来讲是这样，对于一朝一国来说，也莫不如此。

这里我再举几个我国历史上由于没有忧患意识，由于骄傲而迅速亡国的例子。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封建帝王，灭六国、平天下、设州县，政绩显赫。他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方法延续了许多年，他之所以给自己起名叫“始皇帝”，是想把他的帝业传万代的。但他后来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传到他儿子胡亥那辈，秦朝就二世而亡了。隋朝的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行政管理框架，一直到现在还用着。隋炀帝从他父亲隋文帝手中接掌皇位时，全国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他开始也想有所作为，重建西域交通，修驰道，筑长城，开通大运河，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创建的科举制度也延续了近1300年，直到封建社会后期才把它废除了。但是，他役使民力过度，苛政猛于虎，加之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造成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最后被迫自缢于江都，隋朝也是二世而亡。清朝之前是明朝，在明清之间还有一个短命的王朝——大顺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了大顺政权。李自成1644年打进北京，但他骄傲自满，特别是身边的将领牛金星、刘宗敏等追求享受，烧杀抢掠，忘记了吴三桂这股势力，特别是忽视了屯兵在山海关外的清兵。当时比较清醒的是李岩，但这时李自成不信任他了。结果李自成在北京待了40多天就被赶了出去。不长时间，大顺朝也就灭亡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此有深刻的描述和评价，发人深思。毛泽东曾指示把这篇文章印成延安整风文件进行学习。有趣的是，在这三个短命的王朝之后，出现了三个盛世：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出现了文景之治；唐朝统治者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出现了贞观之治；清初的统治者吸取了明朝失败特别是大顺朝在北京的教训，出现了康乾盛世。三个短命王朝之后相继出现三个盛世。一个东西反复出现，那它后面一定有规律在起作用。这个规律就是谦虚就兴旺发达，骄傲就招致失败。

记者：历史的规律如此昭然，真是教训深刻、发人深省啊。

李景田：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的滋长。谁骄傲谁失败，这就是规律。谁违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体制也不一样，但不管什么样的时代和体制环境，都要戒骄戒躁。

李景田：是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更要戒骄戒躁。虽然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世界的事情是复杂的、多变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可以预见的和不可能预见的困难、矛盾、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因而，领导伟大事业的领导者们的忧患意识，至关重要。党的十六大以后，在“风景这边独好”的广泛赞誉下，胡锦涛总书记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上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提醒全党戒骄戒躁、保持清醒头脑。在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说：“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这充分显示出党中央十分理智，十分清醒，实在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