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家程颢曾在《下山偶成》一诗中说到：“有生得遇唐虞圣，为政仍逢守令贤。”于此感慨地方官员，尤其是地方大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回溯中国古代地方大员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位与权限的变化，无疑会对“地方大员”、“封疆大吏”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

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体制

就现有资料而言，夏、商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显示了早期国家对地方管理的原始性，此时期的方国(或者称诸侯)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与后世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西周统治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推行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外服诸侯体制。战国时代，一些新的地方行政组织开始形成。随着郡县的设立与推行，其长官郡守、县令逐渐成为控制一方、有相当自主权的军政长官。

秦统一六国后，在地方全面推行郡县制。两汉虽自始至终延续着汉高祖刘邦所创立的郡国并行的基本格局，但却不否认郡县制在地方行政体制中的主导地位。“郡”作为秦汉时期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主管长官——郡守(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有着相当大的职权。郡内的任何事务，都会受到郡守的管理。汉承秦制，亦以内史为京师最高行政长官，后在汉武帝时发展为“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共同负责管理京师及其附近地区。东汉迁都洛阳后，治京师的长官则改为河南尹。总之，作为秦汉时期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于一身的地方大员，郡守虽然会受到丞相、御史大夫的监督(汉武帝后还受刺史的监督)，但因为其对于属吏有任免与荐举权，故而属吏与郡守往往形成一种生为之服役，死为之服丧，同进退，共荣辱的人身依附关系，久而久之，不仅容易造成吏治的腐败，更会助长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这也成为东汉末年出现军阀割据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故而，郡守的品格、素质、能力、信仰，对于地方政治的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在秦汉郡县制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州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一般为刺史。刺史虽为地方大员，但其职权却是“因时”、“因地”而异。理论上而言，都督管军事，刺史理民政。但如果二者兼任，其权力必然大增。所以与秦汉时国家一统、政局稳定前提下的郡守不同，魏晋南北朝战乱割据、士族专权背景下的刺史，其实质多为手握兵权的军政长官，而其所言所行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地方的民生吏治，有时更决定着国家政局的走向。曹魏的“淮南三叛”、西晋的“八王之乱”、东晋、南朝的“荆、扬之争”，都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